罗马全面战争之异世帝国- “第九十八章·羽林公爵”(9/11)

也是一种存在，而且可能还是最明确的存在。人类的生命无论处在任何情况下，仍有其意义。

这种无限的人生意义，涵盖了痛苦和濒死、困顿和死亡。我要他们决不能放弃希望，而该坚信目前的挣扎纵然徒劳，亦无损其意义与尊严，因而值得大家保住勇气、奋斗到底。

（这句话，很是意味深长。）这牺牲无论如何都有其意义。在正常的环境或有所成就的情况里也许不然，但事实上的确有其价值；而这一点，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定不难理解。

一个人一旦突然接触其精神压力，精神健康也一定会面临考验。秉性叫粗朴原始的人，必然逃不过引种残酷暴行的影响。

他们一旦获释，舅子以为可以随便且毫不容情地使用自有。在他们眼里，改观了的只有一件事：他们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压迫者，而不再是被压迫者。

没有人有权做坏事，即便是受尽欺凌的人亦然。在集中营里，我们彼此间常说，人世间恐怕没有一种幸福足以弥补我们所受的一切痛苦。

我们并不是希求幸福——使我们有勇气，使我们的痛苦、牺牲及死亡有其意义的并不是幸福本身。

然而，我也没有面对不幸的心理准备。而重归故里的人最重要的一个体验，便是历尽沧桑之后所享有的一个美妙感觉：从今以后，除了上苍，什么都用不着畏惧了。

同心理分析比起来，意义治疗是较少回顾与较少内省的方法。意义治疗的焦点是放在将来，也就是说，焦点是放在病人将来要完成的工作与意义上。

同时意义治疗尽量不强调所有

“恶性循环的形成”及

“反馈机制”，因为这两者恰恰足以助长

“神经官能症”。这样一来，神经官能症患者典型的自我中心遂告瓦解，不再益形增强、恶化。

意义治疗法焦点放在

“人存在的意义”以及

“人对此存在意义的追寻”上。按意义治疗法的基础而言，这种追寻生命意义的企图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动机。

因此我所提出的

“求意义的意志”（aillto）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派所强调的快乐原则(iple，以及阿德勒心理学派所强调的

“求权利的意志”（topoer）大不相同。我认为的存在意义，并非由我们自己来创造，而是要有我们去探寻发掘的。

任何排他性的精神动力学派之研究在原则上只是显示人的内在驱策力量为何。

而

“价值观”并非人的内驱力，它不能

“推动”人，反而

“拉扯”人。如果我说人被他的价值观拉扯，那么已经暗示其中涉及到人的自由问题了。

人的自由可以作他自己的抉择，接受或是拒绝奉献；亦即，去实现意义的可能性还是放弃它。

并非每个冲突都必然是病态的，有许多冲突可以是正常而且健康的。痛苦并非总是神经官能症者的病理症状，痛苦有时可以是人性的伟业，尤其是因存在的挫折所产生的痛苦。

一个人的忧虑或失望超过他生命的价值感时，只能说是一种

“灵性的灾难”，而不能视之为一种心理疾病。医师真正的工作是引导病人通过存在的危机而获得成长与发展。

“意义治疗”的任务，在于协助病人找出他生命中的意义，亦即尽量使他随着分析的过程理会到存在中隐藏的意义。

意义治疗努力使人再意识到某些东西，因此它不光是注意人潜意识内的本呢过因素，还关心灵性的事实，诸如：人潜伏而尚待实现的存在意义，及其求意义的意志。

但是，任何分析法，甚至是那些未涉及心灵货灵性层次的分析法，在其治疗过程当中，都会企图使病人理会到，他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到底是什么。

意义治疗与精神分析最主要的差异是在于前者认为：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关怀是实现意义与价值，而不仅仅为了满足驱策力及本能，或只是为平衡协调本我、自我、超我间的冲突；或只是为了去适应社会与环境而已。

（说白了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自己，实现意义与价值）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人在最坏的情况中还能活下去，除非人体认到他的生命有一意义。

正如尼采充满智慧的名言：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心理健康是奠基于某种程度的紧张：人

“已经达成”与

“还应该完成”二者之间的紧张；或者是：人

“是什么”与

“应该成为什么”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是人类生命中固有的属性，为心理健康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因此，我们不必再迟疑去要求人实现自身潜在的意义了；也只有这样作，才能唤醒人潜伏状态中的求意义之意志。

我认为我们如果一味人最主要的需求是

“平衡”，是没有紧张的状态，那将是心理卫生上的一种危险的错误观念。

人真正最需要的并非不紧张，而是为了某一值得的目标而奋斗挣扎。他所需要的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地解决紧张，而是唤醒那等待他去实现的潜在意义。

因为人类想要成为真正的

“人”时，必须经历双重的失落，由此而产生存在的空虚。因此存在的空虚是可以理解的。

人类历史之初，

“人”就丧失了一些基本的动物性本能，而这些本能却深深嵌入其他动物的行为中，而使她们的生命安全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