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俘虏之所以变成怎样的人,实在是他内心抉择的结果,而非纯系环境因素使然。
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人最后的内在自由,绝不可以失丧。
那些烈士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且有其目的。
一个人若能接受命运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并且肩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则即使处于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照样有充分的机会去加深他生命的意义,使生命保有坚忍、尊贵、与无私的特质。
否则,在力图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很可能因为忘却自己的人性尊严,以至变得与qín_shòu无异。
险恶的环境,提供他获致精神价值的机会;这机会,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他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他究竟配得上他所受的痛苦。
集中营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守住完全的内在自由,且获得痛苦所惠予的那些价值。
唯有容许自己丧失精神防线的人,才会沦为集中营恶势力下的牺牲品。
集中营的生活,可称为一种
“暂时的生存”,我们可退一步把它称作
“一种无明确期限的暂时生存”。一个人如果看不出他的
“暂时存在”将于何时终结,自亦无法朝人生的最终目标迈进。他不再计划未来,安排未来,而这恰恰和生活于正常状况下的人相反。
也因此,他整个内在生活的结构将随之改观,衰败的迹象亦将渐渐呈现,并由其他的生命领域中暴露出来。
我擦,我觉得我处于写论文的状态中的时候其实就是暂时的生存,并不能为以后的人生做打算,或朝一个既定目标前进。
以失业矿工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就显示出这类工人每为时间至
“变形”所苦。这种内在时间的
“变形”,肇因于失业。不知道何时可以解脱,同样活得没有未来,活得茫无目标。
人一旦因为看不到未来而自甘沉沦,便容易有满腹的怀旧愁思。当事人势必容易忽略现实中的确存在者、而且可堪运用的机会。
把目前的
“暂时存在”当成虚幻不实的存在——这种态度本身正是使俘虏丧失其生命力的一大重要原因。
人一旦有了这种态度,任何事物看在他眼里都显得毫无意义。他忘了艰困的外在环境通常能给人一个机会,让人超越自己,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成长。
有能力在精神上达到崇高境界的人只有少数几个。但这少数几个,都有机会表现其人性的伟大。
这样的人格,若是换上普通的环境,必然造就不出。斯宾诺莎《lún_lǐ学》我们只要把痛苦的情绪,塑成一幅明确清晰的图像,就不会再痛苦了。
若想重振营中俘虏的内在力量,首先就得为他指出一个未来的目标。尼采说过:“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几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革我们对人生的态度。
我们应自行学习——并且要教导濒于绝望的人——认清一个事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人生有何指望,而是人生对我们有何指望。
我们不该继续追问生命有何意义,而该认清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问。
面对这个追问,我们不能以说话和沉思来答复,而该以正确的行动和作为来答复。
到头来,我们终将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探索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完成生命不断安排给每个人的使命。
(我想,这
“正确答案”,其实就是每个人的主观真理。)很久以来,我们即已不再询问
“什么是人生意义”了。这种天真的质疑,是由于把人生看成借着积极创造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而实现某个目标所致。
我们早已彻悟,人生意义的涵盖面不止于此,它包括生存与死亡,临终与痛苦。
一旦看透了痛苦的奥秘,我们就不愿再以忽视、幻想或矫情的乐观态度来加纳请或缓和集中营内种种折磨所带来的痛苦,反而把痛苦看作是值得承担的负荷。
我们不再退缩,只因为我们已了解痛苦暗含成就的机运。正是这种机运,使德国诗人里尔克写出:“有待了解的痛苦,何其多也!”他们对生命再也没什么指望了。
碰到这种情形,最重要的便是让当事人了解
“生命对他仍有指望,未来仍有某件事等着他去完成”。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得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也使得每个人的存在有其意义。
这种特质与创造性的工作和人类之爱息息相关。一个人一旦了解他的地位无可替代,自然容易尽最大心力为自己的存在负起最大责任。
他只要知道自己有责任为某件尚待完成的工作或某个殷盼他早归的人而善自珍重,必定无法抛弃生命。
他了解自己
“为何”而活,因而承受得住
“任何”煎熬。(说白了就是找到人生使命,知道自己为何而活。)任何人只要活着,就有理由去怀抱希望。
尔之经历,无人可夺。不只我们的经验,连我们做过的一切事、受过的一切痛苦,甚至脑海中有过的一切重大思考虽然已成过去,但全都未曾消失;只因为我们已把它孕育成形,使其存乎人间。
曾出现过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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