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绝望主义者的自述- 第五章 铜雀（6）(1/2)

三代最后的周，却更深入西北，而统驭天下，到了此时，就再难以以一国之力而赌诸侯之忠诚，要以一个强大的力量来驾驭列国了。

周之始祖名弃，是在舜时居稷官的，封于邰。若干代之后，至不绌时，失官，而向西奔于戎狄之间。当时的情况，夏商以来，对于西方的开发，始终只限于近中原一带，伊洛以南，炗河以西之地，还是开辟未几。而周人迁于此，概还是一股志向的，因诸国的不至，而使其人能尽全力与戎狄战，以求自立于一方。至公留，居昐，仍从事于农耕。又十传至古公檀父，复为狄绝逼，乃开启东还之路，徙岐山下。

自此，则文明已历千年，而铜雀历史的年代，也在此时趋于明朗。后世的学者，对于去时已远的千年时代，难以有个准确的系谱，而仍有推求之法的，就是以断片的记载，而依据天地想象以推算了，这在铜雀古代，是普遍施行之法了。根据后人所推算，则夏历四百余年，商历六百余年，而到周时，则有八百余年而作八百年的大称。越去时远，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就更为深切，因为过去的时代，先人是留下不了多少给后人的，而又因动乱和认识上的狭隘，更让我们所能得到的遗物，还有很多不真切的呢。但在这时，则有记载而丰富的历史也开端了，铜雀人便是在这时而对自己的过往有了完整的认识了。太昊之世，去时已有八千余年，在公元纪年前的六千余年，而历三千余年后，而有炎黄之世，再进至千余年，而到禹之世。那时，则时间约在公元前二十二世纪，古代的轮廓，也终于可以在轴线上勾画了。而后在公元前十七世纪初而有商，再至纣时，则时间已轮转到了公元前的十一世纪末了。

历经五千余年的沧海桑田，铜雀民族的主体终以形成，武丁为利统辖，而派士人（士兵和官员）控扼中原要害，遂而扩大东临直辖之范围，即形成了所谓“直隶形枝节，遍行四海，而延展置于天下之中”的近畿，这种使首都管辖之范围由中心辐射至四周的统治模式，便构成了日后历代中央治理地方的基本形式。在这一区划的形式之下，商人乃令其民大举迁徙，而商人尤多，足迹遍及东南，经营产业，而有“商人”之名。大抵这时人地矛盾甚多，而中原之人溢满，为开拓边境，从而开始了向明江以南和伊洛以西的大规模迁徙。到了这时，铜雀人的步伐才刚刚开始踏遍东铜的大陆，而在中原，铜雀文明在北方的发展，也进至于发达，对于西南的探索，自然终是要有一群人敢于去经营的了。

周人甚或就是这一批迁徙大军之中的一员，到了太王檀父之际，便苦心奋斗，使出万般的努力，大有要超越东方的气魄，西边的情势乃为之一变。周人得迁居之民的喜爱，而全力出击戎狄，几次大败其兵，而为文明的发展，西方诸国的生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疆域亦向西大为扩张。幼子季历之后，到了文王在位时，便东方大乱，而西国要周人起，而作一个表率，以与商争战了。

初始，文王居丰，地较恶劣，然众人所向，文王便尽力发展，几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引起了商人的警惕。他能礼贤下士、宽厚待人，行“罪人不孥”之法，裕民之策，广集人才，而令民心尽望，天下的贤才都来投奔于他。这让纣极为怒，眼见其势盛，便借口将他囚禁在羑里（中原南部地区）。在此期间，文王仍未丧失心志，潜心研究八卦，而演化成六十四爻，穷济天下之理，而作《周易》，又改五弦为七弦，而作《拘幽操》之琴曲。其臣下用美女珍宝进献纣王，而使他获释。

文王见纣王昏庸残暴、丧失民心，而决心雪耻，讨伐商纣。而因顾才能不行，而欲寻一个文武兼备之人。他便在渭水岸边，闻愿者上钩之语，而得姜公望，命为国相。公望协其内政，发展生产，历练兵马。则文王在时，周人大举西攻犬戎、密须、黎、邗，开辟肥沃之土，而至疆土极广，引纣王警觉，遂自东方令诸国攻之。

可是此时，谁还愿为暴政牺牲？唯有同盟之国崇、耄受其胁迫，而不得不发兵与商人攻周。惜其不胜，反为文王打破，长驱直入，灭耄国而据崇，当地土地最肥，乃建都丰邑，令殷人震恐，便直面出天井关（西地以北出入中原的关隘）而南下朝歌的通道了。

到文王晚年，周而有天下有其二的大势，为后来灭商奠定了基础。他去世前，嘱咐儿子姬发三句话：

“好则急做；恶则紧避；时机成熟，不可放过。”

文王故后，武王则渡孟津与纣约战。此前，八百诸侯相会于孟津，要讨伐商纣，武王未许，以为时机未到。怕在当时，虑及西方的诸侯还未尽归，而周人亦消耗的相当大了。三年后，西方诸国尽归，乃联合西方之兵，渡孟津而誓师于商郊牧野，以公望为帅，战车三百，虎贲三千，战士五万，甲子日决战，一举而灭纣，定都镐京，继而建立周朝。

到了这时，周人自西向东的发展，可谓功业恢弘。然武王虽胜纣，商朝却仍未灭，仍需以纣地封其子武庚，使其弟管、蔡二叔监之。

可以看出，此时东方诸侯仍是存力而不服的，对于天下的争夺，周人也不能以一己之力而独占，从来的战争，在三代之内，都还是很为灾难的，也可见和平的定治，从始至终，都是极为残酷的，无一日不有腥风血雨，无一日不为争权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