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晋代兴盛了起来,到了南北朝则盛到极点。例如南方梁朝的武帝萧衍,三次舍身在佛寺,然后要大臣们出资把他从佛寺中赎出来。这样为佛教筹募资金的办法,真是令人绝倒。也可以由此说明,佛教的势力何其浩大,政治、经济、宗教结成一体。萧衍不是傻瓜,而这样迷信佛教,当然是有他的目的和交换的代价的:第一,他要借重佛教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和统治权力;第二,在那个朝代像走马灯似的时代里,希望佛祖能大显威灵,保佑他福利平安,国祚绵长。殊不知佛祖是要世人摆脱罪恶苦难的红尘世界,他自己以身作则把过眼烟云的王朝荣华富贵、声色狗马,抛弃如同敝履。他曾警告说:“拜佛无益,反有祸害。”就是说,要靠拜佛去祈求福利平安、荣华富贵、声色狗马,根本是南辕北辙。佛要你舍弃,你偏要佛帮你窃取!你这个拜佛就拜倒在自己的迷惑、愚昧和罪恶中去了。造什么因,得什么果。所以萧衍式媚佛的结果,是国家反乱,自己饿死台城。这是时局的一面,即媚佛——对佛教妥协。
在当时的北方,恰巧相反。由于佛教势盛,给政府的压力太大,使得政府忍无可忍。于是政府就采取不只一次的反弹和反抗的姿态。中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周武帝、魏武帝和唐武宗),北朝独占其二,可见佛教当时的势力发展到什么程度。而佛教势力的继续扩张,并不因当时政府和帝王的态度,媚佛或是灭佛,而受到根本的影响,反而逐步强盛。
到了唐代,政府不能不制订政策:三教并尊,以道为大。李唐得国时与老子认了宗亲,政权建立后,把道士纳入宗正寺管辖,算是皇室中的一分子,并诏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朝廷虽然特别偏袒道教,但对佛教、儒教并不敢疏忽,所以三教并尊。而佛教势力大到,不止一次地在盛唐时期要求召开“御前会议”,挑战道教,要和道教辩论,拚出个青红皂白。太宗时的御前辩论大会,有个法淋和尚,口才给便,嘴似悬河。处处都是他的理,道教辩不过他。唐太宗却捏他一个错,打了他的屁股,还把他流配远方。到了唐高宗,再开御前会议,佛、道再进行激辩,道教又辩不过。于是皇帝有这样的指令:“搜天下《化胡经》焚弃,不在道经之列。”这时的佛教为什么非要把《化胡经》禁绝呢?第一,他们的羽毛丰满,要独立门户,没有再利用老子的必要;第二,他们还很在乎“化胡”之说,成了个意识形态的问题,锱珠必较,绝不轻轻放过。从此可见佛教人士比道教人士尖锐,激进多了。不过朝廷诏令归诏令,执行归执行。上面虽有禁令,下面根本充耳不闻。到了中宗时代,佛教再度告御状,要求彻底执行。于是朝廷再度明令禁止,把《老子化胡经》列为国家永禁之书。政府的理由是:“这本书不是老子自己的著作,而老子的《道德经》把该讲多都讲了,没有了《化胡经》这本书,也没有什么亏损。倒不如把它禁了,省去许多麻烦。”实际上,《化胡经》还在继续流传。不仅如此,《化胡经》一面是被诏令禁止,可另一面,由当初的一卷,逐渐繁衍增加为十卷,反而成为一部巨著。不仅内容强化,而且成为道士的必修经典。除了《化胡经》本身增修了内容,同时还有一些有关的新书出现,如《老子开天经》《出塞纪》《玄妙篇》等等,广传天下。真是越打越强,越禁越多。这把佛教人士弄得非常恼火。
以后战乱相继,兵荒马乱,好容易到了宋代。宋代的气候并不太利于佛教,尤其是宋真宗赵恒,非常崇信道教,对编辑《道藏》下了很大功夫。这部《道藏》里不仅有《老子化胡经》,还加了“老子化波斯摩尼教”的故事。以后的神宗赵顼、徽宗赵佶都崇信道教。以再后又是战乱相继。大家都顾不过来争什么化胡的问题。
元代开始时,中国道教的《全真派》很得势,因为道士邱处机很受元太祖成吉思汗代的尊敬。后来在北京特别为邱道士建造了一所修养的大宅子,就是现在北京的《白云观》。全真道盛时,凭他一个教派单独的力量,就编辑了一部《道藏》,不仅内涵《老子化胡经》,还增加绘制了《老子八十一化胡图》。这时佛教气愤到了极点,居然提出口号,激烈到要“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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