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帝国- 第三十五章 华夏魂(完)(2/3)

部落都把自己的家乡看作大地的中心，而且他们认为这个中心往任何方向，只需要几百英里就是世界的尽头。”

“……这实在没有什么奇怪的，也并非什么特别优越的。中国文明的延续，靠的其实更多是这种宗法文明在秦汉时期达到了周边游牧和渔猎蛮族无法达到的高度，从而建立了一种文明的优越，在农耕时代取得了东亚文明版图的优越地位。而这种宗法礼教文明，让人屈从于权威，屈从于既有的社会地位，也就非常有利于外来侵略者的统治，并最终同化他们。久而久之，东亚的族群也都浸透了这种主奴哲学，甘做权力的奴才……”

“世易时移，当社会进步到工商时代，这种基于农耕自然经济，家庭和氏族的礼教体系，自然而然就成了过时的裹脚布……在新时代，人xing高于神xing，人类已经走出了昧时代，开启了智慧，懂得而且必须用科学的态度，用自己的智慧去解析社会，而不再被局限在某些圣贤的只言片语之内。人们思想的自由，xing格的自尊自信独立进取构成国家的根基，而钳制思想的宗法礼教则成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我中华之衰落，实乃传统文化落伍僵化之结果，而非异族入侵之结果，更非对外文化jiao流之结果。而先帝所以能光复国家，维护主权独立，靠的也是引入西学，铸就新学，普及教育，解放思想，使我华夏摆脱昧，开眼看世界，引入世界各国最先进的文明成果。”

“我华夏国战胜利，靠的并非是圣学礼法，也不是传统韬略。如果没有工商大兴，没有铁路公路，没有引入西方各国先进成果所生产的先进武备，没有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陆海军体制，没有现代的税赋体制，没有学习西方的媒体报刊，没有仿效英国建立的公务员体制，行参政院，多党监督，舆论监督，何来胜利？如果还是前明那一套军户体制，军官役使军户如仆从，一men心思吃空饷，官兵离心离德，百姓惨遭盘剥，官员惟上峰任命，欺下媚上，没有底层监督，政fu内部党同伐异人人谋取si利，个个喊着圣贤口号，动辄以‘畏敌”‘苟且’互相攻击，举国上下只求si利而毫无国家民族观念，还谈什么国战？”

“说孙子兵法，可叹明末从士大夫到武将，个个都是朗朗上口，《纪效新书》也多耳熟能详的，但面对建奴的骑she，众多兵法加上火枪火炮，却毫无野战之力。可见这兵法也不是什么神奇至极的东西，根子上还是国家的实力根基，是从物质到jing神的民族根子……”

“自明之后，中华民气之低mi，社会之僵化，文明之退步，思想之封闭，官场之**，实在是日甚一日。若没有先帝刷新文化鼎革国家，当此西方工业**日新月异之世，恐怕中华早已国将不国，沦为列强之殖民地。”

“先帝，乃千古未有之明达之人，早知所谓传统文化已经腐朽不堪，故而引入西学……我帝国政fu（实际上是陈磊当政的时候）痛批理学，将朱熹移出孔庙，务求尽去理学流毒……可叹国战之胜，本是新学文化之胜利，却被某些人抬出理学的僵尸来复辟，真是千古奇谭。可见此等人，实在已经是中了‘奴才病”病入膏肓，无可挽救了……”

此文一出，原本因为对俄主战的事情将复华捧为“明达之士”的皇汉派立马将其列为“洋奴五虎将”之一，大加鞭挞。

章炳麟挥毫泼墨，在《汉风》头版秉笔直书“中华之耻”四个魏碑体大字，据说也是一边写一边指天骂地，“不诛除此獠誓不为人”。

“……此贼不晓yin阳，不知五行之妙，焉能通晓戎机……我帝国之胜，实乃五行轮转之明证。帝国尚土德，而满清尚水德，北方葵水，俄罗斯北方之狄，土克水，此等蛮夷自然也不敌我土德之兴……”

姚麟大作一出，“复古兴汉派”顿时群情耸动，纷纷称赞其人国学功底深厚。

可这个时候，“复古兴汉派”却起了内讧。

一贯被视为“国学宗师”，“学贯中西”的帝国大学国学系教授辜鸿铭，公开炮轰姚麟“荒诞不经”。这位一贯特立独行的学者明言，“五运之说不见于六经，乃yin阳家不经之谈，就其本质而言，可以说是与谶纬一路的东西，所以根本就不值得信奉”。

辜鸿铭又进一步提出，“西方文明固然有其粗鄙的一面，尤其是现代西方文明托古改制，以罗马希腊传承自居，可此等人实则不过是当年文明世界之外的蛮族。当中国人创作四书五经，建立郡县，希腊罗马已经发展出完善的民主议会体制，有铜表法这样的法治基础之时，日耳曼人却还在黑森林中噬mao茹血”。不过，接下来他就话锋一转，“但此等民族，一朝昧，区区数百载便取得了今日之成就，居于人类世界之顶点，可见这人xing启昧族群铸造为开明进取的强国”。

“我中华虽于中古时期铸就世界第一等之文明，然西方启昧。我们的文化中缺乏逻辑，缺乏科学，也毫无平等和民主的概念，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幼稚而天真。此类善良之本xing，固然足以让人自*，于国却化，从崇古转为进取，从保守转为开放，从愚昧转向明智，则中华文化之衰亡，乃至民族之绝灭，已可想见……”

“反之，若行启之举，大开民智，鼓励国民思想自由，开拓进取，以此四亿五千万华夏之民为根基，以其智慧之渊深，积累之深厚，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