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解体
“(deion)使然。每样事物都显得不真实、不可能，恍如梦幻一般，令人不敢置信。一个人一旦突然解除其精神压力，精神健康也一定会面临考验。没有人有权做坏事，即便是受尽欺凌的人亦然。在集中营里，我们彼此间常说，人世间恐怕没有一种幸福足以弥补我们所受的一切痛苦。我们并不是希求幸福--使我们有勇气，使我们的痛苦、牺牲及死亡有其意义的并不是幸福本身。然而，我们也没有面对不幸的心理准备。第二部意义治疗法的基本概念同心理分析比起来，意义治疗是较少回顾与较少内省的方法。意义治疗的焦点是放在将来，也就是说，焦点是放在病人将来要完成的工作与意义上。同时意义治疗尽量不强调所有
“恶性循环的形成
“(viciouion)及
“反馈机质
“(feedbacks)因为这两者恰恰足以助长
“神经官能症
“。这样一来，神经官能症患者典型的自我中心遂告瓦解，不再益形增强、恶化。人要寻求意义是其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而非因
“本能驱策力
“(inualdrives)而造成的
“续发性的合理化作用
“。这个意义是唯一的、独特的，唯有人能够且必须予以实践；也唯有当它获致实践才能够满足人求意义的意志。人，是能够为着他的理想与价值而生，也甚至能够为着他的理想与价值而死。求意义的意志对大多数人是一
“事实
“，而非一
“信条
“。谨防将
“价值”一词作为个人的自我表现。我所认为的存在意义，并非由我们自己来创造的，而是要有我们去探寻发现的。
人的自由可以作他自己的选择，接受或是拒绝奉献；亦即，去实现意义的可能性还是放弃它。
一个人求意义的意志也能遭受挫折即意义治疗学所称谓的
“存在的挫折
“。心灵性精神官能症并非由于
“驱策力
“与
“本能
“之间的冲突所引起，而是由于不同的价值冲突所引起。换言之，是来自道德的冲突。或用更通俗一点的说法，是由于灵性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中间，存在的挫折常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并非每个冲突都必然是病态的，有许多冲突可以是正常而且健康的。类似的概念，
“痛苦
“并非总是神经官能症者的病理症状，
“痛苦
“有时可以是人性的伟业，尤其是因存在的挫折所产生的痛苦。我要断然否认，一个人寻找他的存在意义，或怀疑其存在意义，皆是源自某种疾病。
“存在的挫折
“既非病理学亦非病源学的名词。一个人的忧虑或失望超过他生命的价值感时，只能说是一种
“灵性的灾难
“，而不能视之为一种心理疾病。如果一位医师将灵性的灾准视为心理疾病，就会将其病人的
“存在性失望
“用大量的安神剂埋葬掉了。医师的真正工作是引导病人通过存在的危机而获得成长与发展。
“意义治疗
“的任务，在于协助病人找出他生命中的意义，亦即尽量使他随着分析的过程理会到存在中隐藏的意义。从这方面看来，意义治疗与精神分析有些相像。然而，意义治疗努力使人再意识到某些东西，因此它不光是注意人潜意识内的本能因素，还关心灵性的事实，诸如：人潜伏而尚待实现的存在意义，及其求意义的意志。但是，任何分析法，甚至是那些未涉及心灵或灵性层次的分析法，在其治疗过程当中，都会企图使病人理会到，他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到底是什么。意义治疗与精神分析最主要的差异是在于前者认为：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关怀是实现意义与价值，而不仅仅为了满足驱策力及本能，或只是为平衡协调原我，自我、超我间的冲突；或只是为了去适应社会与环境而已。我应该肯定，人的寻求意义与价值可能会引起内在的紧张而非内在的平衡，然而这种紧张为心理健康是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我要大胆地说，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人在最坏的情况中还能活下去．除非人体认到他的生命有一意义。正如尼采充满智慧的名言：“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
“(hehohasa
“hy
“toliveforcanbearalany
“ho
“)我认为对任何心理治疗，这句话都可作为座右铭。在纳粹集中营内，我们可以亲眼看到，那些知道还有一件任务等待他去完成的人，最容易活下去。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心理健康是奠基于某种程度的紧张：人
“已经达成
“与
“还应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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