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符咒术的世俗化和民间化还表现在不论是道教符篆的制作还是其符咒的施用都离不开一整套繁琐的仪式和禁忌。而民间符咒的制作与施用
则显得极为通俗简便。对于巫师和平民百姓来说,制作粗糙丑陋的神图巫符与制作精美的神图巫符,进行神秘繁琐的仪式与进行通俗简便的仪式,都无多大区别,只要经由一定的宗教仪式(如祭祀、焚化、开光…),便都具有了同样的威力。例如,民间的以图像代替实物的画符,就具有便于制作和操作,便于携带等特点。民间通用的“甲马”、“纸马”等,属于一种可成批制作的画符,通过它,就可与在现实中无法联系的神灵进行沟通。
有的符咒是公开的,人人都可以使用。但由于符咒被看成是具有不可抵御的魔力和法力的神圣语言文字,所以符咒更多的是秘密的,只能由某些特定的人掌握,只能在精心选定的接班人中密授。这种密授的主要方式是师徒相传,它要求“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于”。一些道人、巫师和民间秘密宗教教首所自称的遇到异人和神人,或梦中得到神人传授的符咒术的说法,也属师徒相传之列。因为当这些道人、巫师、民间秘密宗教教首得到所谓异人神人传授的符咒术后,他们也就同异人神人建立了师徒关系。
由于符咒术的源远流长以及我国古代迷信鬼神风气之浓厚,符咒术不仅深深地渗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且也深深地渗入上层领域。我国古代的宗教、民俗,以及生产、经济、军事、权谋等,无刁;与其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就宗教方面而言,符咒术与道教的关系不用说了,就是古代的民间秘密宗教,不论是为吸引教徒,还是起事作战,无不扯起了符咒术的大旗。白莲教、八卦教、清水教、大刀会、红枪会、义和拳等无不是如此。例如,在起事作战方面,他们在与官兵对阵时,往往自带朱符,口念咒语,向前直冲,不避刀枪,其举动极其壮烈而结局却异常悲惨。
符咒术与巫术文化更是密不可分。符咒术本来就是巫师的专利,是巫师的看家本领和绝招,不谙熟符咒术的人决不可能当上巫师。正因如此,许多民族的巫师接班人在正式成为巫师之前要花不少时间学习施用符咒。符咒术尤其咒语是巫术仪式的核心,念咒成了各种巫术仪式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不念咒的仪式是没有的,可是却有不用仪式的咒语。
符咒术对王朝政治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成了封建统治阶级争权夺利和巩固自己的统治的工具。例如,汉武帝因迷信厌胜之术(咒术之一)而对朝廷重臣乃至亲生骨肉大加杀戮。南朝陈高宗第四子陈叔坚对后主陈叔宝不满,“乃为左道厌魅以求福助。刻木为偶人……昼夜于日月醮之,祝诅于上”…。明太祖朱元璋也利用符咒术为自己服务。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在朱元璋称帝前就把写有“天运在太祖”的灵符转交给朱元璋,为朱元璋改朝换代作舆论宣传。明世宗也醉心于符咒术,他在位时,道士邵元节、陶仲文因擅长巫术咒语而得到他的恩宠。他们不仅统率道观,总管道门事务,而且位极人臣,几乎到?了操纵皇帝和朝廷的地步。
当然,符咒术在政治上的影响和作用,和其对民间风俗习惯的影响相比,要小得多。作为巫术文化的主体部分的符咒术,对中国民间风俗习惯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这种重大影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得出来:
一是民间的请神和祭祀仪式多离不开符咒术,符咒术是人们沟通与驭使神灵的重要法宝。
二是其他各种民俗活动乃至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符咒术。例如,在民间,无论是治病救人、避邪护身,祈求丰产丰收、发财积财,祈求平安,祈告夫妇婆媳和顺、安胎保身、六畜驱瘟等,无不用咒。就连小孩玩耍中皮肉被锋利之物划破出血,也有相应的止血咒。据《玉匣记》载:“小儿幼年,举步未稳,多好嬉戏,最易倾跌,或至肉破血流,无法止之。爱访有符咒止血者,极为神效,恳其传以济世……”咒曰:
太阳出来一滴油,
手执金鞭倒骑牛;
三声喝令长流水,
一指红门血不流。
符篆的运用同咒语一样,也是十分广泛,无处不用的。如遇恶鬼有镇邪驱邪避邪符,遇火有止火符,遇水有止水符,生病有祛病符,建房有镇宅神符,做恶噩有镇恶噩符,骨鲠卡喉有化骨鲠符,打官司有六庚六辛符,连科举、出门远行、饮食起居,甚至野狗上房、母鸡夜啼等,莫刁;有符。例如,读书人时刻梦想科举高中,因而科举也有符(图1—10)。在这个符中,我们可以看出,“早科举”实际上是咒语,中间的三星当是福禄寿三星的标志。这道符必须同巫术形式结合起来才有效,其法是取桥上土七升,红枣五升,装入大瓷瓶中,埋入孔子像前地中三尺,用土将此瓶掩埋后,还需依据五方五色放上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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