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根据赵文林先生在《中国人口史》一书中推测的结论，战国时期中国总人口在3200万人左右，从而计算可得此时的城市化率为15.9。
3、为什么这么早、这么高？
公元前300年，高达15.9的城市化率，这是在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景象。为什么会这样？
一般而论，城市化水平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的推动：（1）政治因素；（2）军事因素；（3）交通因素；（4）商业因素。所有的城市在起源时都是以一种因素为主导，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产生次级行业，从而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这是一般的城市化理论都会提及的内容，本文就不再做更多讨论。
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同时还存在着制约因素，这是中国的城市研究者们常常忽略的内容。制约因素具体包括两点。
（1）农业生产力：在无法大量进口粮食的时代，城市中非农业人口要靠农业部门的余粮率来供养，余粮率决定了全国能有多大比例的非农业人口，也决定了城市规模能扩展到多大，而在一个运输成本不致高得离谱的余粮供应圈取得粮食。
（2）城乡人口流动的自由度：如果农村人口受到制度性的限制，无法随意迁居城市，则即令有强大的城市化推动力，城市也无法快速成长。 在战国时代，中国的高城市化率主要得益两方面因素，一是政治、军事、商业和交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与扩张，二是农业生产力高、城乡人口流动具有高度自由度，因而几乎没有制约城市化发展的因素。
这两方面因素之叠加便形成了15.9这一结果。
在战国之后直至南宋的1500年时间里，历朝基本上都同时拥有这两个方面的促进因素，正是因为这个根本原因，南宋才可能达到22的城市化水平，而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翘楚时期。
与之相反，中国在12世纪以后的城市化进程走向停滞。这并非因为前一方面推动因素的缺失，而是因为后一方面制约因素开始逐渐起到制约作用。
4、最后的辉煌：临安的郊区化
在继承了战国以来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诸多原因的基础上，宋代朝廷采取了进一步的开明举措，在县治以下允许设市，于是出现了许多小型的商业市镇，曾经的不定期集市也转化为了常设的市。同时，由于宋朝的军权向中央集中，驻军的“镇”逐渐转变为地方上的商业市镇。这些因素促成了有宋一代城市化水平的大发展。
随着靖康之变之后宋室南迁，大批北方居民随之迁往江南，这其中有相当的比例定居在;行在临安附近。这样临安城的城市化就成为我们研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了。
首要的一个问题是，临安到底有多少人？
这里直接引用赵冈先生分析后得出的主要结论：南宋大临安的高峰人口是250万，城内占地45平方公里，有100万居民，城外郊区占地180平方公里，有150万居民，折合成户数，城厢合计约有45万户，占南宋嘉定十六年总户数1267万户的3.55。
南宋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为： （1）首都临安：3.55 （2）市镇（500户以上者，约合2500人以上）：2.76 （3）其他大、中、小城市：15.74 。total：22.05
12世纪的临安占据全国总人口的3.55，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200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大约为1950万，假设全国人口为13.6亿，则北京市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只不过为1.43而已。
由于临安城人口太多，甚至西湖“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受着城市发展规律的规制，向郊区扩展就成为临安城发展的不二选择。
很多记载都说，临安郊区的人口很快就超过了城中的人口。临安地势是南北狭长，东西两侧为水所限，西边有西湖，东边是钱塘江。所以南北郊区就成为城市扩张的方向。
关于此点，有若干旁证，1169年编的《乾道临安志》中记载府治境内共有75座桥梁。1252年编的《淳祐临安志》记载：桥梁总数增至208座，其中103座在城内，105座在南北厢。到了《咸淳临安志》时，全部桥梁总数已达347座，其中117座在城内，223座在南北厢。可见大多数的新筑桥梁都在城外南北厢，是为新建的居民区所筑。
临安发展的高峰期，郊区的面积远远超过城中区的面积，而且居民数目也高于城中人数。到公元1220年前后，临安的迅速膨胀期差不多已将结束，总人口已接近最高峰。《都城纪胜》说临安“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
南宋是中国城市化历史的最高峰，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南宋以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境内再也没有出现过20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再也没有达到过22。
南宋以后中国城市的变迁有两个特征：第一，大城市停止扩张，可以说是达到传统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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