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刻文的甲骨】
龟甲5521、5538、5518、6019:刻有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殷王祖庚、祖甲时祭祀祖先之卜辞,共四片。
兽骨5402、5403:刻有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殷王武丁时旬卜王事之卜辞。共二片。
甲骨文是写或刻在龟的腹部、背甲,以及牛肩胛骨上的文字。时间大约在盘庚至帝辛之间(分元前1401年至前1122年),内容大都是殷王祭祀、田猎、求雨、卜吉凶等占卜的记事文字。殷商人崇尚鬼神,凡事必用甲骨占卜。他们采用龟甲兽骨写刻卜辞,占卜有关的事件,再契刻记事文字。甲骨的出土地点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之殷墟,初为当地农民翻耕土地时发现的。由于不知是何物,因此被当作龙骨卖给药铺,用以治疗虚弱和破伤。清光诸二十五年(1899),当时在北京做官的王懿荣生病后,在抓来的中药中认出了甲骨。二十九年(1903),刘鹗著《铁云藏龟》,第一次把甲骨以拓片的形式出版。三十年(1904),孙诒让著的《契文举例》对甲骨文始加考释。其后开始了连续不断的发掘。
文字学家认为,一种文字从发现到成熟至少要经过2000年的发展,而3500年前的甲骨文已经出现一批形声字,表明它是较成熟的文字。按此类推,最早的汉字应出现在夏或更早的时代。甲骨文的发现及研究,为中国文明史已逾5000年这一事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文字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载体。中国的甲骨文和古埃及纸草文字、巴比伦泥版文字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字具有同等的地位,号称世界四大古文字。但其他三种文字的发展都中断了。惟有甲骨文发展下来。在已发现的的近5000个甲骨文单字中,能够释读的约1500字;余下的3000多字多属地名、人名、族名,可知其意,但不可读其音;其中也有不少字因后世不再沿用,给正确考释、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专家认为,由于甲骨文属卜人应用文字范围,并不等于社会的用字量,所以商代实际存在的字可能还要更多。
殷墟甲骨文发现百年以来,出土数量已达15万片。它虽然是殷王室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而且存在形式呆板,字名简单,识读困难等局限,但对“文献不足征”的商代历史研究仍是极为珍贵的资料,而且与考古学、语言文字学和古代科学技术研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共藏有35651片。多系名家捐赠和从私人、市肆收购而来。其中以刘体智先生的庋藏数量最多,装在150个盒内,共28000余片。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还曾著录于罗振玉《殷墟书契》、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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