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研究员认为,虽然孙悟空形象的雏形和印度史诗及民间故事中的神猴形象有些关联,但唐宋时期思想文化背景没能使其发生“质的飞跃”,《西游记》故事中惊世骇俗的内容所以会在元代呈现“井喷式”爆发,应当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喇嘛教的输入,以及佛道两家论辩的背景中寻求解释。换句话说,虽然孙猴子和印度神猴脱不了干系,但它是曾经经过藏传佛教的“二次输入”,才以生动的形象活跃在读者中间的。
据记者查证,关于段文杰先生认定孙悟空是甘肃人的报道实属以讹传讹。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钟雯早在2002年4月27日即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关于孙悟空形象来自石磐陀的说法是张锦池先生提出的。
5.福建顺昌的神猴文化
福建省顺昌县考古工作者日前在位于顺昌县城西北部的宝山主峰上发现了一处始建于元末明初时期的孙悟空兄弟合葬神墓。
孙悟空兄弟合葬神墓位于海拔1305米的宝山主峰南天门后的双圣庙内。双圣庙始建于元末明初,建筑面积大约18平方米,庙内是一座并立着两块石碑的古代合葬神墓,墓宽2.9米,深1.3米,墓形呈八字形外撇。
两块墓碑并立在高出地面0.43米的墓台上,碑高均为0.8米。左碑上方横刻“宝峰”两个楷书小字,中间竖刻“齐天大圣”4个楷书大字,大字下端横刻“神位”两个小字,碑文外框以浮雕如意卷草装饰;右碑竖刻“通天大圣”4个楷书大字,大字下端横刻“神位”两个小字,碑文外框以浮雕如意卷草花纹装饰。
“齐天大圣”孙悟空是海内外华人熟悉的神话人物,而“通天大圣”却没有在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西游记》里出现过,几乎无人知晓。王益民经过研究考证,在元末明初蒙古族戏剧家杨景贤撰写的《西游记》杂剧里寻找到了“通天大圣”这一形象。据王益民介绍,杨景贤撰写的《西游记》杂剧里有一段孙悟空的自白:“小圣弟兄姊妹五人:大姊骊山老母、二姊巫枝祗、大兄齐天大圣、小圣通天大圣、三弟耍耍三郎”。顺昌宝山双圣庙内的两块墓碑是“齐天大圣”在左、“通天大圣”居右,这与古代以左为尊的礼仪习俗相符;另外,“齐天大圣”墓碑上方刻有“宝峰”二字,而“通天大圣”墓碑上则略去此二字,弟从兄意非常明显;再者,“齐天大圣”墓碑上的装饰图案较之“通天大圣”的墓碑更加丰富讲究。由此可以断定,双圣庙内的两块墓碑表明这是孙悟空兄弟的合葬神墓。
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在撰写小说《西游记》的过程中,为刻画突出人物个性的需要将齐天大圣的名号用到了通天大圣的头上,并将传说中的通天大圣兄弟姊妹所拥有的高超本领全部集中到了齐天大圣一个人物身上,从而塑造了一个广为后人传诵的神话英雄人物。
11月4日,43名来自台湾马祖北竿“水部尚书公府”民俗文化交流团成员在宝山南天门“双圣庙”举行叩拜齐天大圣祭祀大典,并向双圣庙敬献“神恩浩荡”匾额。这是继2oo5年9月台湾台中市南屯区合安堂众信士、义女前来宝山大圣祖庙文化寻根之后的又一朝圣团。
马祖北竿“水部尚书公府”信众确信,齐天大圣是在宝山得道成神的,宝山“双圣庙”是齐天大圣的祖庙。他们此行就是专程前来祖庙朝圣并接引香火。据了解,“水部尚书公府”系北竿奉祀陈文龙的尚书庙。陈文龙是南宋名臣,因统领水军抗元有功,被宋皇御封为水部尚书,成为世人尊敬的民族英雄,深受闽台两地以及东南亚一带民众的崇敬。马祖列岛民众在奉祀水部尚书陈文龙时,将齐天大圣孙悟空列为陈文龙的左右护法之一加以供奉。
【孙悟空形象的英雄性及其时代意义】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展现英雄性格发展的光辉著作。提到《西游记》我们不能不讲到孙悟空,就像提到《红楼梦》我们必须谈及王熙凤一样。孙悟空对于《西游记》的重要性,在于他身上英雄性格所具有的无比力量。正是基于这点,才使他成为全书的焦点人物,成为倍受世人关注与讨论的对象。孙悟空是一个“大英雄”,“真英雄”,这无庸置疑。至于他是一个怎样的英雄,给他一个完整而全面的定义,未免太难。由于作品内容,人物,思想的庞杂,加上“西游”、“神魔”、“诙谐”这道道神秘的面纱,给作品增添的朦胧,迷离和神韵,立场不同,角度各异,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文艺鉴赏的二度创造性是允许这么做的。是什么类型的英雄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在于英雄性本身所具有的感召力,启发力,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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