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师- 1969年12月31日(1/2)

1969年12月31日

回到家里，很快就接到了通知，我们全家到农村插队落户。

插队落户已经成为定局，没有挽回的余地。于是，只有在下乡的地点上做文章，争取下到离鞍山市区近一点的公社。

在人委机关食堂吃饭的时候，我碰到了贾左。他是当时的四大队的领导班子成员，有一定的话语权。我对他说，“下乡插队落户，我是在劫难逃了。能不能考虑离市里近一点，比如郊区。”

贾左：“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

我：“老丈人家在旧堡。”

贾左：“是社员？”

我：“不是。工业户。”

贾左：“那，恐怕困难。”

我：“大屯，甘泉也行啊。”

贾左：“我尽力吧。”

下乡地址终于确定了。是海城县大屯公社以东与其相邻的什司县公社，具体落户到大台大队一小队。什司县距离市里大约30公里左右，虽然边远一点，每天有一班长途汽车来往于鞍山和什司县公社之间。

市革委会对于五七大军下乡工作可以说做得十分精密细致，采用了人盯人的战术。每一户插队的干部都有一个专人负责从下达通知到离开鞍山市，进行跟踪督促。我的监督人是我们工业科在鲅鱼圈打石头的赤脚大夫邓玫芬。从她给我送来通知到我上车离开，几乎每一天上班时间，她都要准时到我家看一看、问一问，真是“关怀备至、无微不至。”就连从没有见过面的街道居委会的主任大娘也不断光顾，一个劲地问，什么时候走，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

农村对于我和此担2荒吧，我们毕竟都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j紫认氲降模是吃水问题j欣镉凶岳此，不用水缸u比唬也没有地方放水缸）；下乡了，自然要备一个水缸n业饺赵由痰曷蛄耍ㄍ了是否凭票）一个大缸u狈郊矣酶滓话惴治三档：大缸6缸4缸），它可能是我家里头最重的单件固定资产?b />

1970年新年即将来临，各种副食品券已经发到手；大概对五七大军还有所优惠。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买鱼。人委机关一宿舍对面是胜利合作社，是我们经常购买副食品的地方；商店店员虽然平时很少说话，还都是很面熟。当我把四口人的鱼票递给卖鱼的女店员之后，她问道，“怎么的！都买了？”

我：“是。”

店员：“买什么鱼？”

“鲳鱼吧。”柜台上还有黄花鱼、鲙鱼、偏口鱼，我还是偏爱鲳鱼。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南鲳北鲤”嘛，都是鱼中珍品。

店员：“啊呀！看样子，你是不是要插队落户了？”

我：“说对了。”

店员挑选了七条个头最大的鲳鱼，称完了，帮助我装到网兜里。比鱼票上的定量大概多出好几斤。

我：“我的鱼票上的斤数也没有这么多吧？”

店员：“行啦，算我的。交钱！”

12月30日，邓玫芬早早的来到我家。一进门，说道，“市里决定，明天在胜利广场开大会，欢送你们五七大军下乡。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我：“准备什么！没啥准备的。让走就走。”

邓玫芬：“你要几辆车？”

我：“这是大事。要两辆。”

邓玫芬：“有多少东西？能用得了吗。”

我：“能。装人。四口人，两个人一辆车。”

邓玫芬：“可也对。都坐在驾驶楼里，省得冷。明天早晨我把车领来。到会场开完会就出发。我走了。”

话音没落，街道居委会的主任大娘突然挤进门来。张口就是一句，“这就要走了？”

邓玫芬：“等一会车来了以后才走。”

居委会主任大娘笑嘻嘻的，毫不客气，毫不掩饰，在屋里这瞅瞅，那看看，甚至伸手拉开壁橱的门，把脖子伸进去，仔细观察。我有些不耐烦，说道，“干啥？”

老大娘：“干啥？看看，啥也不干。你走了，这屋子就不是你的了。”

怪不得这几天差不多一天不落地过来看，原来早就惦念着这个房子，盼望我们快快离开。反正下乡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房子愿意谁住谁住，我是无权过问了。

1969年12月31日早晨，邓玫芬领来两辆解放卡车，还有几个帮助装车的人（不是机关干部，不认识）。很快就把我们家的一点东西都装上了车。一个车装了半吨煤；另一个车装被褥、三屉桌、一个柳条包、毕业时从学校带来的装书的木箱、大缸、取暖的炉子和几节炉筒子、锅碗瓢盆、吃的东西，还有从房产局借的两个铁床和草垫子（上边答应，铁床算是给了我们）。收音机算是贵重物品，上车时由我抱着。

车装完了，邓玫芬说，“上胜利广场！去会场。”

我：“不去。司机师傅！我们从这直接走，早去早回，你们同意不？”

“那好。走。”两个司机乐不得早去早回。

“你们两个不参加欢送会了？”邓玫芬对我和怠?b />

我：“欢不欢送都得走。不参加。”

邓玫芬：“也好。司机师傅！走吧。”

后来听说，刚上任两个多月的市革委会副主任金铎同志主持欢送大会，在欢送会上，宣布向五七大军献花时，说，“向五七大军献花圈”，成了下乡的五七大军至今没有忘记的“送别词”。之所以“献花圈”，是因为昨天给死去的一位原市委刘书记开追悼会，也是金铎主持的；大概第二天还没有从送别死人的噩梦中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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