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师- 我也想当左派(1/4)

我也想当左派

1965年11月，姚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批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0年发表的《海瑞罢官》，说它是为彭德怀翻案。从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半年后的1966年5月《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何明《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姚《评“三家村”》。之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反党集团”，“黑帮”，“黑店”，“急先锋”之类的上纲上线的大帽子开始砸向文化界、教育界等被受到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头上。

开始批判“三家村”的时候，我还没有到农村去搞四清。那时，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是在局党支部任命的文革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的。

在此之前，由于一天只知道忙于工作，对工作之外的东西很少接触，对“夜话”和“札记”中有趣的文章可以说一无所知。为了应付大批判的需要，不得不看看那些“夜话”和“札记”。不料，看了之后，倒是有些爱不释手。我对蒋竟芳说，“想不到三家村黑店里，还真的卖点好货。”

蒋竟芳：“嘴边又没有站岗的了！不想向左派靠拢了？关心点‘天气预报’，注意看看眼前的‘气候’！”

我：“谢谢提醒。”

国家统计局于1966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统计工作革命化”的香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统计工作革命也是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希望同志们擦亮自己的眼睛，勇敢投入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战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此期间，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由**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它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通知》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说，“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同时，公布聂元梓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掀起了文化、教育战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

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我预感到一场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运动已经来临。在过去的历次运动中，我基本上是处于非左派的地位；反右派斗争中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团内受到处分，险些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参加工作以来，自己埋头苦干，勤勤恳恳，不敢懈怠。自我感觉，在工作上，已经成为统计局的业务骨干，如何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应该有所考虑了。机会可能即将来临，我，渴想，一定要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革命的左派；至少，不能再让人家给打入右派那边去。

当时，从国家统计局北京香山会议传来批判以往我国统计工作的所谓修正主义问题的消息，如：

统计工作“整个十七年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我国统计工作领域中，同其他领域一样，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看来是长期的，而且是相当激烈的。”

“在统计工作领域内，资产阶级权威窃据领导地位虽然只有几年时间，但是已经把全国的统计工作闹得乌烟瘴气。”

“他们不执行中央以调查研究为主，必要报表为辅的方针，而执行他们自己提出的全面统计为主的错误方针，不按毛思想走自己的道路。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国家统计局领导中的表现，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在调查统计战线上的反映。”

“国家统计局领导同志过分强调垂直领导和监督检查，向党争权，把统计系统变成独立王国。”“一垂三统”是搞“条条专政，闹独立王国。”

统计监督是“不要党的领导，对党委闹独立性。”

全面统计是“报表挂帅。见物不见人。烦琐哲学。”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心血来潮，奋笔疾书，在以前国家统计局的文件、领导讲话中的字里行间寻觅素材，写了两千来字的《揭露统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的“檄文”。以彰彰自己的态度与立场。

在文稿之上，又分别给国家统计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短信。下面是写。

国家统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