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师- 干部参加劳动(1/3)

干部参加劳动

国庆节过后，紧接着，就是人委机关干部到自办的大红旗农场参加秋收劳动。参加劳动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是机关干部必须履行的与机关业务工作同等重要的职责，考评干部的重要条件。

1957年5月，**中央发出**审定的《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要求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各级干部都应该每年抽出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优良传统。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形成制度。

1958年9月，**中央颁布《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要求各机关几乎所有干部，每人每年必须用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1959年2月，**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的通知》，进一步规定凡是没有经过劳动锻炼、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必须分批下放劳动锻炼。县级以上机关干部每年应该离开工作岗位，到工农群众中参加体力劳动。并且要长期贯彻执行，成为巩固的制度。

1958年以后严重的自然灾害不断的若干年，我们机关干部除了周六找些工、商企业劳动之外，基本上以在自办农场从事种菜、种粮、养猪等生产自救性的劳动为多。

那个年代，党政机关在农村都有“农场”。那些农场并不是机关干部自己开荒开辟的，而是有些公社把生产队的耕地让出一块，供某些机关使用。我们人委机关农场，我参加过劳动的（几乎是一年一换）有大红旗、西果园、下口子、山嘴子、魏家屯……。

到大红旗秋收劳动，是我到统计局第一次参加体力劳动。

那个时侯机关到农村去劳动，都是坐人委车库的在汽车修配厂改修过多次的苏联嘎斯卡车。卡车跑在市郊的沙土路上，车后扯着一条长长的灰尘大尾巴。走近生产队的时候，经常不免引起一群群劳动在庄稼地里、围着花花绿绿头巾的女社员们的指手画脚、观瞻和议论；往往还夹杂着莫名的笑声。

在大红旗劳动的第一天是割高粱。我们家乡由于无霜期短，穆棱河河南种高粱，河北不种高粱。割高粱的活这是头一回。既然是头一回，就要从头学起。一个人要拿七根儿垄——就是割高粱的人站在七条垄的中间一条垄上，把七条垄上的高粱依次割倒；七条垄恰恰可以横着放倒高粱。虽然这是过去看都没有看过的“技术”活，还是觉得一看便明白了。于是，挥动镰刀干了起来。谈何容易！砍下三根高粱，没有一颗听话的，摇摆着沉甸甸的“大脑袋”（高粱穗），东倒西歪，无法掌控，只得任其倒在垄上。韩科长看到我的窘态之后，做了示范，又手把手传授了割高粱的窍门，总算能够把割下来的高粱比较立正的横放到垄上。捆绕，又是一道难题。割茅草捆绕我基本是熟练的。现在的问题是，高粱秸又硬又脆，宁折（she）不弯。还是韩科长，不厌其烦的教我如何顺着高粱秸拧劲（高粱秸纵向扭曲劈开后，有了韧性）才不折（she），如何把绕置于整捆高粱的重心，如何让捆好了的绕上的高粱穗与整捆的高粱穗在同一方向、并靠近。经过韩科长耐心教导，毕竟是出身农村，很快便掌握了要领。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无论是割高粱的速度，还是捆绕的质量，在当天参加割高粱的机关干部当中，我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

高粱割完了，开始割大豆。割大豆，也是考验。豆秸上、豆荚上满身都是尖锐的毛刺。没有手套，只能光着手去抓豆秸。长期不做农活的手上扎满了毛刺，疼痛钻心。看看韩科长毫无顾忌的只管猫腰割大豆的身形；看看秘书科夏秘书强忍疼痛的苦脸……没有人公开表现出毛刺扎手的形态和声音。这大概就是考验你是否有劳动人民感情，贫下中农的阶级立场是否坚定的“试金石”！

我们家乡由于地多人少，做农活十分粗放，没有辽宁农村那样精细，让山东人看了，那简直就是糟蹋庄稼。我们家那边割大豆，把豆杆割倒，一铺（豆杆摞成堆）一铺横放到垄上就可以了。装车的时候，用洋叉（四齿钢叉）把一铺一铺的豆杆挑到车上（散装），然后用绳索拢住、不散落到车下，便可。

这里割大豆还要捆成捆。大豆捆绕虽然没有捆高粱绕那样较高技术含量，也还是有一定的（技术）操作难度。韩科长给我做了示范之后，我顿时觉得庄稼活比我经历的（技术性）要复杂得多。依照韩科长的动作，我从割倒的豆秸里选出四棵（做绕），一只手捏两棵，把豆秸尖端部位交叉放在待捆的一堆豆秸的中间，右手的两棵豆秸在上，左手的两棵豆秸在下，左手攥着豆秸根部向前、向下绕动，令豆秸前端弯曲，同时，把右手的豆秸尖端翘起压到左手的豆秸尖端的后部，使左右手的豆秸有如拧麻花一般扭结在一起（捆豆秸的绕形成）；然后，哈腰，将绕紧紧地压在被捆的豆秸上合拢并抱起，顺势翻转豆秸（捆），这时，两只手交叉压住豆秸，右手向后拉，左手向前推，左右手（攥着的）的豆秸根部交叉、扭绞两圈，形成丫状扭结，扭结的丫杈附着（固定）在被捆的豆秸上，捆绕完成。

几千年来，老祖宗做农活，基本都是口传心授，没有规范的教材。做农活的程序、动作、技巧等等很难找到确切的标准词汇。所以本文不惜笔墨，写的多一点，还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