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师- 反右派斗争(1/2)

反右派斗争

a;a;nbsp；1957年6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说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是“那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反右派斗争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虽然六、七、八三个月是运动的高峰阶段，对于我来说，一直到1959年毕业前，才算结束；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毕业时带着一个“团内留团查看一年”的处分，走上了工作岗位。

这两年，虽然上课、实习、写毕业论文等等与学习有关的各种活动，我能够正常参与，但是，在反右派斗争运动中，已经成为大多数同学的对立面，只是始终没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通风报信。

运动开始之初，系里以年级为单位，召开党团员会议。唐彬主持会议，一个党支部委员念了《人民日报》社论。社论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在党团员会议上，唐彬板着不太光滑的、好像面对战场上敌人一般的铁青脸，严肃的、稍微有些颤抖的山东口音高声告诫：在我们系里，有右派言论，有敌我矛盾，要求有问题的同学要主动交代问题。同时要求同学们积极参加反右斗争，揭发右派言论。等等。

散会后，我和杞芳根据对会议的理解，找到周易，希望他争取主动，承认错误，以减轻可能遭遇到的惩处。

我：“周易！要反右了，我们刚刚开完会。”

周易：“闻到火药味了。”

杞芳：“你平时说的话和右派言论能对上号的，好好想一想，主动向党支部交代交代。”

周易看了看我们两个，现出一丝阴冷的微笑，说了一句，“幼稚！”

很快，党支部就把杞芳和我找去进行批评。说我们两个与周易的谈话是向资产阶级右派通风报信，丧失了共青团员的革命立场，已经站到了阶级敌人一边。

其实，我们两个的行为并没有违背党团员会议的精神；如果换了柳骏或昆岫，不仅不会有问题，还会受到表扬。看起来，我们两个已经被圈到革命阵营以外去了。

杞芳对我说，“我们两个找周易谈话，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场，党支部缘何知道的如此之快！”

我：“大概周易主动去党支部交代问题去了？”

杞芳：“幼稚！”他是用周易的语气说的。

写检查

既然被划过去了，交代问题是必须的！整风会我很少参加，也没有发言，没有成套的“右派言论”。既然把你推过去，为了表现认真悔改，就得从日常胡言乱语中去搜罗能够上纲上线的言论。写检查是一个不断“提高”，内容不断增加的过程。通过团支部大会、同学们提醒，现在能够记得住的主要问题大概是这些：

首要的是党团支部认定的在整风运动中逃避开会，对整风运动持消极态度；以及在反右斗争开始之时向右派分子通风报信，丧失党团员立场。

其次，也是要命的，是周易揭发的两个问题。一个是，闲扯的时候，我讲了在密山（知一）南门外住五叔住过的房子，门前有一颗大柳树，房后有一片灯笼果灌木丛……，坐四匹马的毛子车去杨木岗外祖父家，回忆一些小时候的生活；周易说，这是“留恋旧社会”，“美化旧社会”。另一个问题是在反右斗争之前、在宿舍和周易谈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在周易滔滔不绝评说之后说的那句“看来我们是处于黑暗的历史时期。”这被认为是很反动、十分恶毒的语言。

再次，五一节早晨在床上发牢骚说的那句：不如五一节前死去……。等等一些不负责任，不考虑括那些不顾前因后果、断章取义的、可以属于或近于右派言论的言论。把这些言论交代出来，以表示态度老实诚恳、彻底转变立场的决心。

写检查的另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深挖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这一部分可以没有事实，尽可能地说得严重一些。不可避免地要把三爷、六舅、五叔被镇压，外祖父土改被斗争等等都重复写进去。还要检查自己受阶级敌人的感染，立场动摇。

最后，还要给自己的问题定性。当时有两个概念：立场问题；认识问题。如果是前者，那就是敌我矛盾，如果是后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结论是很不好下的。自己说是认识问题，怕过不了关；自己说是立场问题，心里通不过，因为，自己知道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阶级敌人。经过多次参加批判（其他人），看报纸，反复掂量，对于自己应该下的结论基本形成：丧失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的阶级立场。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当然，这不是最后的结论。

批判会

每一次批判会之前，都要事先写好检查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