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问我:“你弄啥去了?出去半天不见人。”
我缓缓坐在妈妈的身旁,一起依偎在火炉边,轻声说:“我去了躺二妞家。给他大拿了瓶酒,算是拜个年。打算再过两天,给小花大再拎一瓶儿酒。”
我妈说:“能行么,你好几年没回来了,是该给人家拜个年。”
把妈妈的手捧在我的手心里,轻轻地抚摸她的手背,粗糙而干涩的皮肤写满了沧桑,年年月月的清苦写在妈妈的手上,刻在我的心里。
妈妈抬手在我的头上轻轻的抚摸,我低头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我好像就那样永远永远定格了,不再改变。
不曾想妈妈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却轻声问:“娃,在外面苦不苦?”
只是这一句母亲简单的询问,里面充满了无尽的关爱。可是我又能如何回答呢?瞬间眼泪夺眶而出,在那无数个不眠的夜里,在那无数个辗转于男人中的夜里,我曾无比怀念过类似于现在的场景——我就这样,静静地躺在母亲怀里。
而此刻,母亲的这个问题我又能如何回答?
我强忍住眼泪说:“妈!不苦,我一点都不苦。我是大学生哩!”
我妈说:“你瞎说,你现在寄回来的钱那么多,咋能不苦啊?这天底下就没有不出汗的庄稼人!”
我说:“没你想的那么严重么。”
妈妈口气里还是有一丝自豪,说:“我的娃出息了就好,但是可不敢累坏了。要注意自己身子呢!”
我怕自己哭出声来,只好埋着头答应着,却把话题引开。我说:“妈,我刚看见红仓妈到处找满仓呢,好像疯疯癫癫地。”
妈妈长叹了口气说:“哎,那女人命苦地很啊。就没想过一天福!”
红仓的父亲曾经是和爸爸一起做石工的,主要是在周围乡村里炸山开石,挣点小钱。就在爸爸胳膊受伤后的第二年,红仓的爸爸在山上开石好像是被炸药炸死了,还是被碎石砸死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红仓的父亲就因为炸山开石去世了。
我问:“我记得原来她都好好的啊,怎么疯了?”
妈妈说:“红仓大死了后,他们家就遭人欺负。坝里的地啊,给人占完了。红仓妈跑去和人说理,还给人打回来。实在没法了,红仓妈一个女人家,照看着两个娃,就在山上没人种地的地方抬地(把崎岖不平的地一点点用土填补平整成可以耕种的梯田状),花了两三年时间,硬是抬出来几亩地。那时候幸亏满仓大些了,还能帮山忙。红仓当时还小的很哩,啥忙都帮不上,不理解他妈的苦么。”
妈妈又用手抚摸着我的脸说:“好不容易两个娃都大了,可是家里实在太穷了,媳妇都说不起。前几年,满仓和红仓就出门挣钱了。”
我说:“那也行啊。我刚还看见红仓了,到处找他妈哩。”
妈妈说到这儿也哽咽了:“行啥哩?这天打的都是漏处,命苦的都是穷人啊。满仓和红仓兄弟俩前几年跑去一个煤窑上挣钱,每天先从窑口里往地下爬一千多米,再横着爬几百米,背一背篓煤,然后再爬回地上,挣一元五角钱。这兄弟俩呀,都知道那煤窑迟早得出事。满仓和红仓就说好,不同时下窑。一个人要是下窑啊,就把所有的钱交给另一个人,在上面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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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惊诧地问,仿佛知道了红仓的妈为什么到处再找满仓。
“有一天,终于出事了,当时下窑的是满仓。后来煤窑上赔了十万块钱,红仓就回来了。”妈妈说到这里已经眼泪汪汪的了,“红仓用那钱啊修了房子,娶了媳妇。但是他妈知道后就疯了。他妈一犯病,就到处乱跑找满仓,还生怕人知道她没儿子了都欺负她。哎,她是让人欺负怕了哦!我看这红仓也不清楚了,他娘一犯病,他就跪下磕头,求他娘不要乱跑了。还逢人就说他和他哥的事,最后总要加上一句‘我也不想我哥出事啊’。”
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古老的对决,一个左轮枪里,只装一颗子弹。两个人轮流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一枪——你死我活的对决。可是又是什么让这两兄弟在生命的对决上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决定是谁活着回去呢?贫穷又何尝不是那把装了一颗子弹的左轮枪?
我睡在炕上,蜷缩在一角。房后的梁上隐约还传来满仓妈妈的呼喊:“满仓啊……满仓……你回来吧,娘给你娶媳妇儿……”
夜很静,夜很凉。
腊月二十三,打扫卫生,谢灶。村里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浓了起来。
高处的灰尘,我还是挣扎着尽可能地清除了。格外注意了一下这座房子,房梁和墙体确实已经不堪重负了。我默默地想,一定要修新房子给爸爸妈妈。
下午正好太阳不错,于是和左邻右里的一起在打麦子的坝里晒太阳。这种场景再也熟悉不过了,三五个妇人,拉着鞋垫儿,做着针线活儿,说说东家长李家短,虽然难免有嚼些舌根子,但是家的归属感很强。
不一会儿红仓妈跌跌撞撞地来了,看见人多,就问:“见着我的满仓了没有?见着我的满仓了没有?”村里的人早已习以为常了,仍旧干着自己的事儿,没人搭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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