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帝国风云- 第一百一十九章 河北二刘(2/3)

当时有名臣颜之推，自南朝而进入北朝的儒学名士，他在临死之前就告诫自己的后人，“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要求子孙后代务必学习、继承和推广儒学。也就从这一时期始，凡仕宦之族，缙绅之家，无不互相仿效，督课子孙，授以儒业，北方鲜卑魏国随即形成了一股儒雅重文之风，其风气之盛竟然不让于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

帝国建立之前，关陇地区因为有周武帝灭佛，佛道两家受到毁灭性打击，儒学复习步伐较快，而山东地区佛教兴盛，江左却是儒道佛三教并存。帝国建立之初，先帝首兴佛道，不过考虑到中央集权的需要，考虑到中土一统的需要，考虑到周武帝灭佛的一系列深层次原因比如中央财政、汉虏同化、忠君孝亲的人伦道德、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儒学来解决，所以必须重视和推崇儒学，必须加快儒学复兴的步伐。

在这一大前提下，先帝以三教并重为原则，加快了儒学的复兴，而儒学复兴的主要政策就是崇儒和兴儒并行。所谓崇儒就是搜集整理儒家的**典籍，推进儒学的南北合流，并大力搜罗儒学人才，重礼聘请，高官厚禄，集大儒名士于京都。所谓兴儒就是在京都和各地州县设置学校，以设学施教做为立国为政的首要任务。

然而，自魏晋以来，儒学已经衰落数百年，积弊已久，岂是一朝一夕就能复兴？而儒学的复兴，名义上是政治需求，实际上就是帝国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的手段，这里面牵扯到帝国中央和世家权贵、儒家和佛道两教、门阀士族与普罗大众等等各势力、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所以，儒学复兴之路异常艰难。

首先就是南北儒学的融合问题。中土分裂为南北两朝，儒学也分裂为南北两派。南派重在简约，得中土儒学之英华，而北派重在深芜，穷中土儒学之枝叶。南派以江左世家中的侨姓王、谢、袁、萧和东南吴姓朱、张、顾、陆为代表，北派则以山东五大一流世家王、崔、卢、李、郑为代表。也就是说，关陇无儒学，但儒学的融合首先是中土三大世家权贵集团在利益上的妥协，现在主持儒学融合的关陇贵族集团竟然被排除在了儒学融合之外，其利益损失之大可想而知，由此也可以想像到儒学融合之艰难。

其次就是儒学几百年的衰落导致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求贫贱者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读书问研究得越深，距离仕途也就越远，不但在生活上窘迫，在政治上更是没有地位。

几百年来的中土是门阀士族政治，门阀士族控制着南北两朝大小王国的兴衰和更替，门阀士族控制着中土的权力和财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靠的不是学问的高低，而是门第，是郡望堂号。比如你是学识渊博的大儒，但你出身寒门，那你“修身齐家”可以，“治国平天下”就轮不到你了，你天生就没有那个资格。反之，你是不学无术的纨绔，但你是中土第一高门崔氏子弟，那你就拥有了“治国平天下”的资格，至于能否入主台阁或者主宰中枢，那当然也要看本事。

既然如此，世家权贵的子弟们还需要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吗？既然如此，寒门出身的莘莘学子们通宵达旦经年累月地钻研学问又有什么意义？

几百年前是“学而优则仕”，儒学就是学子们的“金饭碗”，所以儒学不断发展，现在是“学而优则贱”，儒学等同于“贫困”，儒学还如何发展？如何复兴？

开皇初年，先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百余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但因为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而这一问题竟然始终得不到解决。之后，朝廷干脆取消了考试，儒生的出路几乎断绝。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既牵扯到儒学南北派系谁融合谁的问题，也牵扯到三大世家权贵集团子弟谁占据官场席位最多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归结起来还是利益之争。

先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尤其崇佛。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先帝以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为借口，下诏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七十。但就在同一天，先帝却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是公开的助佛排儒，于是儒家复兴的脚步再次停顿。

今上继位后，锐意改革，重置学校，重兴儒业，设明经，以科取士，但在世家权贵保守派势力的阻挠下，成效甚微，至今没有任何办法来迅速改变儒生士子的身份地位，这导致中央和儒家士子之间的矛盾越来激烈。山东叛乱迭起，规模越来越大，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得到了山东儒家士子们的支持，很多人干脆投身其中，为叛军出谋划策，试图借助暴力手段改变自身的困窘处境。

在河北这块地方，高鸡泊和豆子岗的叛军队伍里就很多儒家士子，有些人甚至就是叛军的领导者，而这些寒门出生的儒家士子大多出自冀城刘氏之门。

＝

傅端毅和薛德音的这番解释，给西北人透漏了几个明确的讯息。

关陇人对山东人的遏制是全方面的，为了阻止山东人借助儒学的复兴而东山再起，关陇人不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