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帝国风云- 第一百一十三章 金狼头抢了皇帝的女人(3/5)

年入关的山东世家。北周灭齐后，黄河流域统一，当年入关的山东世家当然回归本堂，比如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涿郡卢氏和太原王氏这四大中土一流世家，另外司马氏也是一样。

仔细看看先帝开国后和帝国统一后朝堂上主要官员的出身，不难发现出自河东、河洛的世家望族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很简单，当年支持先帝夺取北周国祚的主要贵族力量就是来自河东和河洛世家，这很大程度上归于世家望族的地域情节。

当年反对先帝篡夺国祚的是哪些人？尉迟迥是虏姓代北武川贵族，王谦出自太原王氏，司马消难出自河洛司马氏。司马氏虽然同出河洛，但河内一直在山东人的控制之下，司马氏一直都是山东方面的河洛世家。北周灭齐后，当年西逃入关的司马消难当然回归家族，回归山东，所以他有足够的理由与杨氏反目成仇。

先帝开国，因为世家贵族的支持而成功，由此也证明世家权贵的力量足以更换王朝，颠覆皇权，所以先帝“卸磨杀驴”，转而向世家权贵“开刀”，试图削弱世家权贵的实力，永保杨氏江山。如此一来，山东和江左的权贵集团固然遭到遏制和打击，关陇贵族也是一样，于是关陇贵族旋即陷入分裂，一部分支持先帝的改革，支持中央集权，支持皇权至上，一部分则坚决反对，而反对者当然遭到了打击，只不过，反对的力量要远远大于支持者，所以先帝的改革遭遇了巨大阻力，步伐一直很缓慢，甚至在其晚年出现了倒退。先帝在皇统上的摇摆不定乃至最后废黜太子，与其在改革上所遭遇的阻力有直接关系。

今上也是改革派，先帝最终选择今上继承皇统，与今上的治国理念与其一脉相承有着直接原因。山东和江左权贵们为了能东山再起，不得不改变生存方式，也就是改变治国理念，于是一部分锐意改革的山东和江左权贵赢得了今上的信任和器重。

山东和江左的世家权贵逐渐复出，受到损害的自然是关陇贵族，受到打击的也是关陇贵族，而这一方法与先帝利用关陇人打击关陇人相比，引发的矛盾更激烈，造成的影响更巨大，对帝国造成的伤害也难以估量。

关陇人本来正在不断分裂，权势不断削弱，而今上的策略却让关陇人不但停止了分裂，反而因为同仇敌忾之心，迅速联合结盟了。与此同时，山东和江左的世家权贵们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在大方向上也更趋团结一致了。于是三大权贵集团的斗争愈发血腥，其剧烈“碰撞”对帝国造成的危害更大。

这时候，那些既得利益的世家权贵们，不得不正视现实，不得不想方设法化解这一危机，但不同的人对形势和危机有不同的解读，拿出的策略也是截然不同，有的要加大改革步伐，加大打击反对者的力度，有的则建议放缓改革步伐，向反对者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于是，直接掌控国策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陷入了纷争。

东征策略的出现，第一次东征的失败，乃至马不停蹄地开始第二次东征，就是源于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方向上的争论，以及他们与反对者“你死我活”的“厮杀”。

在掌控国策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中，河东裴氏显得异常“夺目”，在中枢核心和中央台阁都有重量级人物。

裴世矩是山东高齐旧臣，但高齐灭亡后他就一直是先帝的股肱之臣，是帝国坚定的改革派，如今更深得今上的信任，是当朝“五贵”之一。

裴蕴是江左南陈旧臣，因为当年有奉表“请为内应”之举，深得先帝赏识，屡有拔擢，出任多地刺史。今上继位后重用江左旧臣，裴蕴因此进入中枢。其在任职民部侍郎期间以“貌阅法”刮户刮田，增加了帝国财政，推进了改革，但得罪了世家豪望，成为众矢之的。如今出任御史大夫一职，主掌御史台，可以毫无忌惮地打击对手，自此更是千夫所指，权贵官僚们对其恨之入骨。如此人物成为当朝“五贵”之一，直接参与中枢决策，其权势之大可想而知。

裴弘策的先祖一直在关中为官，历任拓跋氏的西魏、宇文氏的北周，乃至今日帝国，他是根正苗红的关陇贵族，顺风顺水。当年裴弘策曾帮助裴世矩经略西土，主掌西域都尉府，后来回中枢出任将作监官长将作大监，又检校河南府赞务。将作大监就是过五省三台九寺五监的五监之一。河南尹与京兆尹并列，在帝国政治经济中枢已经转移到东都的情况下，河南尹实际上就是京畿重镇，今日河南尹由越王杨侗兼领，所以实际上主掌河南尹行政事务的就是裴弘策这个河南赞务，不但直接参与尚书都省的国策议事，还有权直接向皇帝奏报。

裴南金，江左旧臣，现为礼部尚书膳部侍郎，是尚书台三十六侍郎之一。他的父亲叫裴政，也是江左旧臣，为先帝所欣赏，先出任东宫的太子率更令，这一职务相当于中央台阁的光禄、卫尉，主宫殿门户及赏罚事。后来出任东宫左庶子主掌东宫门下坊，东宫门下坊是太子的决策机构。裴政刚直，得罪了太子，被赶出了东宫，结果因祸得福，逃过了太子废黜一劫，其子孙理所当然得到今上的重用。

裴虔通，监门直阁，监门府的副官长。左右备身府和左右监门府都属于禁军系统，备身府侍卫左右，监门府守卫门禁。备身府和监门府的正官长是郎将，副官长就是直阁。直阁，顾名思义，就是直达台阁，出入禁中，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