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帝国- 第八十二章 京华烟云(上)(3/3)

与建国前的郑鹰，国战期间的汪铭汉，周明根等人所做的类似，梁敦彦等自由主义者也引入了欧美自由主义学者的大批著作，并自费印刷广为散播。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威廉？戈德温、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托马斯？潘恩，洛克，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埃德蒙？伯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都成为了知识界的宠儿。

借助大学这个天然的论坛和学术自治场所，自由主义在青年之中潜移默化地生根发芽。尽管各学校的热血学生，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各社团也针锋相对地发动反击，甚至不惜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以道德上的攻击煽动听众的情感，但自由主义在交锋中却并未落于下风。利用各个自由主义报纸和刊物，自由党开始了大规模的文宣工作，把主攻方向放在了国内的中上阶层。

不过，梁敦彦作为复兴党熏陶出来的精英，并没有落入自由放任主义，也就是“laissez-faire”的窠臼。作为深受郑鹰影响，并且久经政务实践的政治家，梁敦彦很清楚单纯的自由放任于国无益，尤其是在中国并没有什么基础，也很清楚自己的对手很习惯地会通过煽动民族感情，把一切外来思想扣上“西方”，“洋奴”的帽子来加以否定，并且把学术讨论演变为人身攻击，从直接否定对手的“立场”入手来避免错综复杂的学术辩论。

这位老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仿效当年郑鹰的“华夏新学”，提出了“华夏自由主义”，并且处心积虑地从各种古书中收集只言片语作为支撑。黄宗羲的那本《明夷待访录》让梁敦彦如获至宝，但其中直接攻击皇帝制度，乃至提出皇帝是国家大贼的言论却也让他颇为踌躇，最后只能删减出版，以为自由主义的本土“渊源”。

在这个“华夏自由主义”理论中，梁敦彦建议在政治上提升民权，抑制“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威”，避免国家陷入对权力者的迷信，而被某些“才干不足，野心勃勃，眼高手低”的权力者利用，把民族带入深渊。

不过，梁敦彦也承认，在国家跨越式发展的时期，“一定程度的决策集中体制”有其优越性，在明智的统治者和统治团体的掌控之下“更有效率”。

梁敦彦指出，这种“集中决策”固然可以保证国家快速发展和转折期的决策效率，但如果长期下去，就会导致国家在这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期中留下压倒性的**主义传统，从而为未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协调发展埋下隐患。

他认为，国家发展的目的，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实现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的人权自由。要确保这一目的的实现，从长期来看，宪政，民主和法治是必要的手段，而寄希望于开明统治者个人的英明也许一时能够快速见效，最终却很可能自食恶果，日本就是例子。

梁敦彦举出了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例子，认为这些国家都实现了国家富强，民众安定富裕，民权自由的统一，而德国则“**主义过于浓厚，国家的命运被操控在少数统治者手中”，“随时可能卷入危险的争霸战争”。

梁敦彦接着分析了中国的现状，认为目前国家的强盛依赖于威权统治下的军事强大和工商业发展，但这一切的根基都依托于皇权。随着民智开启，平等意识越来越浓厚，这种“神授”性质的皇权必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乃至挑战，届时一旦爆发冲突，多年辛苦打造的秩序可能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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