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军造舰领域,日本海军省舰政本部的一大批造舰精英,经过甄别之后,被许凡挖走了一大半。这其中,有被称为“日本海军造舰之父”的一代奇才近藤基树,有在另一时空被誉为“大政时代の神样”,也同样因为过于严谨和正统,固执己见,被称为“平贺不让”的造舰大师平贺让,还有其他很多才华横溢的优秀苗子。
在许凡看来,这些性格严谨,深深浸染了日本传统“小而精致”的美学理念,具备浓厚的英国传统造舰风格的日本设计师,对已经走出自己特色的中国造舰团队,将是非常好的补充,也是思想的对撞和新鲜血液的注入。中国人的灵活,固然有利于天马行空的创意,却也难免大而化之在细节上带来的粗疏,而日本人对细节的执着,却往往能够对中国人拾遗补缺,两者合璧,将产生如何奇妙的化学变化,这不但是许凡,也是郑宇非常期待的事情。
日本一大批优秀的军医人才,东京大学和帝国大学,以及大阪的医科人士,也被许凡搜刮了不少。此外,许凡还计划好了要派遣一大批中国的外科军医到日本留学。早在明治维新前,传自荷兰的“兰方”医学已经在日本开花结果,并且很快又学习了德国医学,在医学领域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国家。在另一时空,日本人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外科医师,其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无比坚韧的耐性和意志,是让德国人都深为钦佩的。
日本多年来引入欧洲良种,精心培育的良种军马,被许凡以“对俄作战需要”的名义,用日票购买了一大批,却没有送往西伯利亚,而是送往北京给了禁卫军。他很清楚,这些娇生惯养的英国大马和法国大马,根本无法适应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和恶劣的马料供应,去了就是送死的命,还不如在后方的禁卫部队服役。
说到底,西伯利亚,还得靠土产的蒙古马和东北大马。
在这段时间的运作中,日本以西园寺公望为首的新内阁,以及皇太子嘉仁,都让中国方面很是满意。
西园寺公望其人,是日本元老中极为少见的民主派。这位日本货真价实的两朝元老,柱石重臣,早年在法国留学十年,深受西方民权自由学说的熏陶,和欧洲左派交往甚深。回国之后,一度在中江兆民的报纸里做主编,宣扬激进的民权宪政思想。后来天皇屡次邀请,总算又回到政府做文部相。
在另一时空中,西园寺公望一向与军部作梗,在伊藤博文死后继任为立宪政友会首领,多次驳回扩军案,奠定了“大正德磨克拉西”时代的基础。最轰动的一次,即所谓“大正政变”,护宪派议员发动数万民众,以打倒藩阀政治,维护宪法体制为口号,冲击日本国会,捣毁了警察所和萨长藩阀的御用报社,并迅速在全国掀起了类似运动,导致桂太郎内阁被迫辞职。
在这个时空,面对中华帝国势不可挡的崛起,西园寺公望一向主张中日和睦,无奈萨长藩阀已经是骑虎难下,多年来为了转移矛盾进行的过激宣传更是导致兴亚会,报国团等激进组织尾大不掉,再加上中国的一系列事件让不少人觉得有机可趁,最终只能看着日本再次国运相赌,滑向亡国的深渊。
伊藤博文,辗转病榻多日,在华军登陆之时,不愿有朝一日作为战犯受审,再加上病痛折磨,决定自裁。
这位立志改变日本,实现脱亚入欧的长洲派政治家,立宪政友会的开创者,尽管曾经叱咤日本政坛几十年,到了临死的一刻,身边除了家人,便只剩下西园寺公望,井上馨,松方正义等密友。
从容地吟唱了那首织田信,从容地喝下了面前的毒药,在死去的那一刻,脸上依然挂着苦笑。
伊藤的遗书,在立宪政友会高层秘密传阅,最后经讨论,后来又经中国占领当局批准,刊登在了《读卖新闻》上。
在遗书中,伊藤博文以“误国”自责,坦然地承担了日本一系列决策失误的责任,也指出了军部干政和藩阀政治的危害,呼吁国民认清现实,尊重宪法,维护民权。到了临死的一刻,这位日本政治家似乎也放下了某些东西,猛烈抨击之前的日本政治,称之为“假宪政”,痛斥右翼社团,狂妄文人和军部祸国,批评他们一再把国民推向深渊。
面对当前的形势,伊藤博文坦率地指出,中国的崛起已经是既成事实,日本不要妄想压制中国,争霸亚洲,而是应该认真地反省,以此为契机,真正完善民主宪政体制,建立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致力民生,并且积极与中国合作,维护亚洲民族自决的新秩序。
伊藤博文的遗言,在日本各界都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尽管这位两次对华开战的日本首相,在很多人的议论中已经成了日本第一国贼,但真正到了这个人死去的时候,看着这封发自肺腑的遗书,感受着对方多年来为日本筹划,苦心孤诣的拳拳之心,很多人都默默地来到伊藤博文的宅邸前,静静地送上一束花。
到了几十年后,日本人在评论之时,最终把东乡平八郎,西园寺公望和伊藤博文并列为“大正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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