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学考古- 第131章 古代建筑(2/3)

因为跟李仰松先生有了这样一个不算约定的约定。

苏亦下课以后到图书馆，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借阅他的相关论文，如《云南省佤族制陶概况》，《考古通讯》1958年2期；《佤族的葬俗对研究我国远古人类葬俗的一些启发》，《考古》1961年7期。

此外，还有宋兆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兼谈对仰韶文化葬俗的看法》，《考古》1964年4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住俗—兼谈仰韶文化大房子的用途》，《考古》1964年8期。

甚至还有一些汪宁生的相关论文。

在五六十年代，相关的民族考古论文并不算多。

可以看的，也很少。

一个下午的时间，苏亦就能把这些东西给翻完。

前世，苏亦曾经看过李仰松先生参与编写的《佤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也看过他自己编写的《20世纪50年代西盟佤族社会历史调查》。

这些书是了解云南佤族最为重要的资料。

甚至，翻看这些论文以后，苏亦也去借阅林耀华先生的相关著作。

虽然在图书馆泡了一整天，但苏亦也没有萌生要写相关论文的想法。

已故的台湾史学家就曾经对在学术研究上，通与专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问题上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他说：在学术上，通与专是看个人的。有人愿意是专家，他不想“通”，对“通”没有那种意识。有人故意学“通”，那种是很虚的通，许多抽象的废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尤其是现在用西方各种理论的名词，人家也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我想真正求通，是在专中求通，通中求专，两者分不开。没有具体研究，通什么呢？一到具体研究就进入专的领域。这专不是就事论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右，把有关的都联系起来，那就是专中有通，通中有专，不能空谈专与通。

对待这个问题，宿先生也曾经提过自己的要求。

就是让宿白他们几个弟子发文章的时候，要慎重。

入学的第一个周，在宿先生家里做客，宿先生就曾经说，“以后你们发文章的时候，不要忘了你们是我宿季庚的弟子。”

这话，在苏亦看来，完全就是针对自己的。

因为他在粤博实习的时候，就撸出两篇文章了。

石峡稻作遗址的论文被文物收录，而关于遗址博物馆的论文则被考古收录。

这两篇文章都被国内考古行业内两大期刊收录，按理说应该觉得高兴才对，然而，宿先生偏偏就不高兴。

或许他在私底下偷偷高兴了却没有说。

反正，宿先生是不鼓励这种现象的。

是苏亦发的文章内容不好吗？

并非如此。

然而，苏亦的这篇文章研究方向却偏了，跟佛教考古啥关系都没有，偏到十万八千里，普通的本科生发没有问题，或者其他导师名下的研究生发也没有问题。然而，苏亦他们发问题就挺大。

属于不务正业。

从这点来说，宿先生是极其爱护自己的羽毛的。

所以，苏亦涉略极广，啥都好奇，啥都想学，但除了实习那段时间快枪手似的赶出来两篇文章外。其他方向，他的不写。

不然，按照他前世的习惯，有那么好的机会水论文，他肯定不会放过。

现在嘛。

他很好克制这种yù_wàng。

从内心深处，苏亦也认同宿先生的想法，论文要么不发，一发就要有目的性。不要东一个榔头西一个榔头，啥都想研究啥都要去涉略。以前他或许会干现在嘛，不想干了。除非那种去构建一个学术体系学术思想的论文。比如他在农业稻作遗址方面的研究，以后就不停发文章，不断的深入。然后不断的给自己的主张添砖加瓦，毕业的时候，还可以去学术碰瓷，去跟别人论战。只要赢了，就是颠覆选手，完全就是靠颠覆前辈的观点上位。

不过这样作，要不了几年，他就变成一个学阀。

既然不干这样的事情，短时间内，苏亦只能克制自己发文章的冲动。

主要是他前世读研的时候，研究的是公共考古，这方向太虚。弄不出啥东西，后面转入民族考古的坑，博士论文还没有弄出来，就回到现在了。

所以前世读了那么多年的想法，苏亦连自己的学术主张都没有。完全就是一个万精油选手。现在，如非必要，他也没有啥好写的。读研这几年，除非佛教考古方向的文章，其他方向的。苏亦觉得自己尽量不去碰触。

或者说，等他闯入偌大名头以后再说。

现在嘛。

不着急。

按照张爱玲的说法，出名要趁早的话，苏亦这个年龄段已经够早了。

再早就没有必要了。

就这样，苏亦也开始上宿白先生的第一节课了。

不过不是宿先生讲述的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而是古代建筑。

五十年代的时候，北大考古专业聘请梁思成先生过来讲述古代建筑。

然而，当时梁思成先生社会活动太多，本人太忙。

并没有来北大讲多少节课，大部分的情况都是由宿白先生在代课。

所以，从五十年代开始北大古代建造的课堂都是由宿白讲。

1924年7月，燕园（原燕京大学校园，现为北京大学校园）为了向全校供水，急需建一座水塔。当时有人提议，在燕园的古典建筑群中应该建一座古塔式的水楼，才能使之与未名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