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可可对此的解释是：“我们的新厂长三把火烧得很旺，以后不让挂靠了，厂里得实实在在地介入每个项目。”
所谓介入每个项目，也就是参资入股每部想挂靠的电影了。
苏长青知道韩这个人比较强势，挂名了许多电影，连周星驰的《长江七号》和《西游记降魔篇》，他都是制片人。
可那是几年后的事，难道现在就开始了？
商场上利益均沾很正常，想分杯羹可以商量，苏长青不是独食而肥的小气鬼，拍摄到这份上突然来这么一下未免太不地道。
另外厂里修改未来工作方针也无可厚非，但不该溯及过往，这也是个惯例。
牢骚毫无意义，有了问题就必须得解决。
北影不让挂靠了也不是无路可走，还可以挂别的厂，之前《公主的决断》同时也挂过内蒙厂。
但这些都不是好办法，两年后韩厂长就执掌中影了，得罪人的事最好别干，最好还是继续寻求与北影合作，无非是多让些利。
然而事情并没有杜可可说的那么简单。
事先约好了时间，韩厂长在办公室很热情地接待了苏长青。
“三个月不见，苏导演越来越帅气了。”
领导见面说好话，多数时候不是好兆头。
寒暄几句后韩厂长直截了当说了：“我们厂最近调整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再接受挂靠，不过与《移动迷宫》的合作是之前定的，原本不会受此影响。”
不受影响还停了合作，那就是另有原因，或者另有借口。
然而还真不是借口：“厂里最近在搞改革，一直比较忙，我是最近才得知，你开拍后的剧本和之前与我们签约合作时的不太一样？”
的确不一样，《移动迷宫》原本是照抄原片的，定稿后办理了挂靠等所有手续，也过了审。
然而之后与大卫.兰道商讨继续合作，为了不用好莱坞演员而改剧情引入《大逃杀》内核，重新过审却没有再通知挂靠单位。
苏长青不得不承认工作失误了。
之前挂靠比较简单，只要过审就不太干涉，现在出了事再回头看，显然不够严谨。
另外韩厂长后来虽然制片出品了各种题材的电影，自己拍的却都是三个“大业”一类的红色影片，《移动迷宫》内容即便有些激进但毕竟思想是进步的，也想当然地认为他不至于不满意。
可事情的确办得不妥，显得不尊重合作伙伴，应该诚恳给人家道歉。
然而问题也不是出在这。
韩厂长摆了摆手：“我今天不是听你道歉的，大家都是摸索着工作，免不了犯错误，你这个片子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内容，而是用人。”
用人出了问题？
肯定不是国内人员，苏长青立刻想到了朴宇宪和前田信子。
果不其然，韩厂长接着说：“你这部片子用了大量日韩演员，经过背景调查了吗？”
苏长青苦笑着摇了摇头，如果日韩演员出了问题，那可就麻烦了。
之前拍《我的野蛮女友》时他很慎重，对演员的背景作了调查，这次与日韩影视公司合作时却没有提相关要求。
现在看来是个大疏忽。
二十年后因为疏于背景调查而扑街的影视作品有不少，主要因为演员有不当网络言论或者黑隐私，苏长青这根弦显然没有在九十年代绷紧。
毕竟网还没通，请的又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能有什么问题呢？
然而现在他明白了，这些人如果有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你这部片子很有号召力啊。”
韩厂长显然已掌握了不少情况，先说了包括朴宇宪在内的两个韩国街头运动积极分子：“这两个人都被警方抓捕过，思想比较危险激进。”
所谓的号召力，就号召了这种人。
而后重点讲了前田信子：“这人虽然是演员，但同时也是《赤旗报》的记者。”
“我还真不知道她是个记者。”
“《赤旗报》是日共的机关报，不过这不是问题，二战期间我们和日共是反侵略战争的同志。”
“我想也是，大家都是同志。”
“问题是她的家庭背景太复杂了，就不一定是同志了。”
“哦？”
苏长青想起前田信子讲的那个故事，看来不是信口开河，但现在也只能装作一无所知了。
果然韩厂长说她父母都是赤军成员，母亲后来怀孕退出，父亲逃亡海外不知所踪，这些年一直被美日通缉。
如果因为这个不合作了，苏长青有些不服气，再说赤军在国内并不是非法组织。
“无论如何那都是她父母的问题，我们也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聘用了。”
“道理是如此，但问题没那么简单，”韩厂长顿了一下：“据我所知，这部片子如果不换演员，即便拍完也可能过不了审。”
苏长青急了：“这好像小题大做了吧？！”
“其实我也不大懂这些问题，总之得慎重，”韩厂长也有些无奈：“我是说很可能不过审，没说一定。”
他说可能，基本板上钉钉。
苏长青一时有些气急败坏，但却没法表露出来。
不过审那就无法在国内公映了。
这样的情况其实不少，比如姜文的《鬼子来了》、老谋子的《活着》都是拍完以后不能过审，虽然在外面获了奖，始终也没国内公映。
办公室的挂钟滴答滴答响，令人心烦。
《移动迷宫》原本就是简单的商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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