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风云录- 岳飞 堕落的天使 一(17/18)

，与岳云回到江西九江的家中。这是八月的事。紧跟着九月大本营派军器少监鲍琚到鄂州查对宣抚司帐目，就在这时，岳飞部将王俊向总管王贵告发副总管张宪，说其谋据襄阳为变，证据则是岳云寄给张宪的几封信，内容大约是要张宪等人在前线挑动金人，引发战事，逼大本营让岳飞复职领兵，并言“可与得心腹兵官商议”。转自铁血

这就是岳飞谋反案的源起。

对此，《宋史·张宪传》是这样记载的：

“会秦桧主和，命飞班师，宪亦还。未几，桧与张俊谋杀飞，密诱飞部曲，以能告飞事者，宠以优赏，卒无人应。闻飞尝欲斩王贵，又杖之，诱贵告飞。贵不肯，曰：‘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桧、俊不能屈，俊劫贵以私事，贵惧而从。时又有王俊者，善告讦，号‘雕儿’，以奸贪屡为宪所裁。桧使人谕之，俊辄从。”

这里明确说的是秦桧、张俊主使人诬告陷害岳飞。而王俊则是在他们威逼利诱下出来诬告的。可在收缴兵权后，大本营“仍令统制官等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时总管王贵刚刚回来，张宪也刚刚出发，张俊、秦桧根本就没去湖北，而王俊一直是张宪的副手，是等张宪走后才向王贵告发的，哪来的秦、张这些乱七八糟的勾当呢？至于王俊其人品质如何，不得而知，但据《中兴遗史》记载：

“（岳）飞自郾城回军也，在一村寺中，与王贵、张宪、董先、王俊夜坐，移时不语，忽作声曰：‘天下事竟如何？’众皆不敢应，惟张宪徐言曰：‘在相公处置耳！’既退，俊握先及贵手，曰：‘太尉！太尉！闻适来相公之言及张太尉之对否？’，先与贵曰：‘然’。”转自铁血

“太尉”是武将最高荣衔，王贵、张宪、董先等皆无此封，用在这里是一种尊称。而岳飞与张宪两人一叹一答，看似平平，王俊听了为什么这样惊慌失措呢？

他害怕！

怕什么？

“天下事”本应以高宗为首的大本营来处置，怎么能由岳飞来处置呢？这是明显的悖礼言词，涉及的就是“谋反”。而王俊仅为“岳家军”中一个副统制，权力有限，一旦有变，他是一无能为的。当年淮西军叛变，四万人中并非都愿跟着走，但在兵部尚书于淮河边被杀时，数千人虽为之动容，却无一人敢吭气，无非就在周围全是叛军，早就在监视着你了。这就是“裹挟”。

王俊怕的就是到时也被“裹挟”——身家性命啊！

如果张宪没给他看过岳云的信，他可能凭空想起这样一个手无凭证，全靠王贵等跟随岳飞多年的勇将来作证的证据吗？他不了解别人，还不了解王贵是什么人吗？转自铁血

这样子去诬告，可能吗？而王贵与姚政、傅选、庞荣这四个将领，都是这封信的见证人，他是不敢压王俊的告发状的。史家说王贵跟着诬告岳飞，是因为阴私事被秦桧、张俊握住了小辨子，不得不为。可以岳飞治军之严，要是连纯属外人的秦桧、张俊都知道的事，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史家连东京的书生拦金兀术马头这样的事都能知道，又怎么可能举不出王贵具体的“阴私事”来呢？更解释不了的是，王贵证言举足轻重，既顺从了秦桧、张俊害岳飞之意，就是一个大功臣，按说事后即使不能飞黄腾达，至少也该多少升个虚衔意思意思，可他却照样遭贬斥，显然也是因为他知情不举。

而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载，在这之前，岳云已先期被大理寺（最高法院）判处了两年徒刑！

这就有问题了——因为最先被捕下狱的是张宪，史载其受尽酷刑，体无完肤，却始终不认罪。后由湖北送杭州下大理寺狱后，才召岳飞父子赴京，到杭州正式逮捕下狱，案件前后拖延两月之久。按理，在张宪、岳飞未定罪前，岳云是不该、也无理由定罪的。既定罪，谋反最轻也是杀头，稍重即灭族、灭三族、灭九族，怎么可能只判两年呢？转自铁血

唯一答案——就是岳云确实写过信。只不过被众人看后或被张宪看后烧了而已。故张宪完全有理由打死也不认帐，任天王老子拿他也没办法。

可这在写信人却不行。岳云十二岁从军，所历均战阵拼杀，一是一，二是二，从未说过一句假话，也从不敢说一句假话，心中所有，黑纸白字，三推四问，以岳云性格，掉了脑袋不过碗大个疤，只从不连累父亲与张宪上，也会一个人担下来！也正是因为这样，直到最后判决岳飞、张宪死刑时，秦桧和万俟卨还以刑部名义改判岳云“流放”。

再从只判岳云两年徒刑上看，高宗显然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杀谁，无非是要岳飞别再对大本营收缴兵权耿耿于怀而已。要不他也不会让岳飞跟着张俊以巡边为名，将韩世忠三万军队先期分编，意思就是让岳飞接下来主动配合分编自己的军队，因为最容易出差子的，就是韩世忠和岳飞的军队！这在张俊与岳飞分编韩世忠军队之前，就已出现了明显迹象——

“会世忠军吏景著与总领胡纺言：‘二枢密若分世忠军，恐至生事。’纺上之朝，桧捕著下大理寺，将以扇摇诬世忠。飞驰书告以桧意，世忠见帝自明。”转自铁血

景著（耿著）是韩世忠亲信，胡纺也是韩世忠一手提拔，可今天却有人望风捕影的也说“原来秦桧早已物色到一条走狗，这就是淮东总领胡纺”。可胡纺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