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风云录- 岳飞 堕落的天使 一(15/18)

稍憩。士卒不疲，进退俱利。伺便出击，虑有拒遏，预为解脱计，夜习不使人见。以其制上于朝，诏诸军遵其式造焉。”

请注意这段记载的最后一句，“以其制上于朝，诏诸军遵其式造焉”，也就是说，无论是南宋初年，还是平常的什么年，下面的军队不管是打了大仗、小仗，也不管是伤亡多少、俘获多少，都是要向大本营如实汇报的，而大本营除了具实赏罚外，还要让军事专家们分析战例，研究成败，总结胜负原因，优者推广，劣者淘汰，及时指导军队的战术改进。故南宋初年的以“长斧、拒马破拐子马”战术，及其配套的器械制造，肯定也都是下发各军“遵其式造焉”的。

转自铁血/

所以，大破“拐子马”战术，虽离不开南宋初期一些个体、团体的创造性思维及大胆尝试，但也更离不开南宋大本营的及时总结，及由上而下的“诏诸军”推广。

岳飞·曲端·年羹尧（十二）

邢卫华

岳飞之死的第一重罪，就是“谋反”！

那么，这条罪状成立吗？

不成立。因为岳飞确实没有“谋反”。起码是没有直接证据。

那么，这是不是说，杀岳飞就是毫无道理的了？

转自铁血/

不是。确有道理。

什么道理？

我们不妨先从清代雍正年间著名的年羹尧冤案说起吧。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检讨、侍讲学士职。康熙四十八年任四川巡抚，五十七年升四川总督兼巡抚，六十年任川陕总督，任内多次平定内乱，并以定西将军衔，参加征讨蒙古准葛尔部策妄阿拉布坦进攻西藏的叛乱。雍正元年，青海蒙古罗布藏丹津叛乱，授抚远大将军，次年大破叛军，罗布藏丹津仅以二百骑逃逸，青海平定。随后朝廷接受其建议，编青海诸部，设佐领，三年一贡并开市贸易；限员各庙喇嘛不得超三百；在西宁、大通河等要害关隘处驻兵建堡，及陕西、四川、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增设卫所，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的实际控制能力。以功加太保，封公爵。

然而，仅一年多时间，年羹尧就因居功自傲，被百官交章弹劾，终以九十二款罪，被雍正帝赐死自尽。其一子处斩，余子戍边。而这九十二款罪，看起来不胜枚举，但说下大天来，也不过两个字——悖礼！转自铁血

即如其在凯旋京师，雍正帝命王爵以下大臣郊迎，并命百官跪迎时，他竟端坐马上不回礼！要知道，这可是只有皇帝才可尊享的大礼呀——此时，他把自己当成谁了？

再如皇太后去世，全国致哀，停禁一切宴乐。他竟宴舞寻欢如常，这就是悖礼顶极重罪——“大不敬”！

而在雍正帝屡次指出他的罪行，迭诏严辞训斥时，他也照样梗着脖子不回一言——他眼里除了自己的功劳，还容得下谁呢？

此时再看年羹尧行营画四爪龙，对部下行文擅用“谕”这类只有皇帝才可使用的词汇，并接皇帝诏书不行臣礼、滥用宫廷礼仪等僭越行为，若说他意图谋反，难道真的就没一点道理吗？

唐末，藩镇割据，公元九零七年，宣武节度使朱全忠覆唐建后梁。十六年后，原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覆梁建后唐。再十四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以自称儿皇，建后晋。又十一年，后晋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建后汉。仅四年，后汉枢密使同平章事（宰相职）、兼节制河北诸州军事郭威覆汉立后周。十年后，检较太尉、殿前都检点、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陈桥兵变建大宋。转自铁血

这就是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中的那个五代，无一不是武将专权自立而致。更重要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也没想过谋反，但却在部下谋反的意志面前谋反了。而宋太祖也正是基于此弊，才片面强化皇权，把抑制武人拥兵自重，作为终宋之世的基础性国策，不管什么人，稍有涉嫌，即加刀斧。

大宋政治对什么都能含乎，唯独对这一点决不含乎！

可见，宋朝的政治失当，并不仅仅是赵姓皇家自身的问题，它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而解决宋朝的政治缺陷，也决不是哪些人在哪些时侯凭哪些方法就能解决的事。尤其是南宋初期，抗击入侵、稳定局势是首要，任何人无权以任何理由将自己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满，上升为情绪化的社会性对抗，从而影响民族大计。而对于任何一个具有明显政治缺陷的权力机构，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摆正自己与它的关系，是衡量一个人君子品行与小人品行的重要标志。

而“礼”的建立，正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摆正这个关系。可遗憾的是，岳飞一生什么都不含乎，但却恰恰就专在这个“礼”上含乎！转自铁血

淮西之战结束后，岳飞回兵刚到舒城（非舒州），就与张俊、韩世忠同时接到了大本营的召见令。三帅一到，秦桧立即宣布了大本营决定：三帅同参知政事（升副宰相职），张俊、韩世忠同为枢密使，岳飞副之。张俊立即将所部兵权交御前司（由大本营亲掌），韩世忠不置可否，岳飞则力辞枢密副使职。高宗对三帅说：

“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宗